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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礼山草堂学九江———从学大儒朱次琦

时间:2012-11-15 07:47   来源:

  康有为跟随祖父在连州官舍学习了两年之后,同治九年,广东布政使请调康赞修回广州剿匪。七月康有为跟随祖父回到广州。祖父觉得他年纪渐长,当思功名,可是康有为专喜杂览群书,而无心八股。祖父不得不严厉地督促他,并把他送往省城西门外第三甫桃源陈先生那里,拜师为学。

  可是,刚刚从连州回到省城,为各种繁华的景象所吸引,康有为终日呼朋唤友,结伴郊游,并没有像祖父期待的那般专心为学。一年后,康有为回到西樵银塘乡。康氏家族因累世为读书人,所以藏书颇多,有澹如楼和两万卷书楼隔亭沼而峙,池沼中花木繁盛,有百年水松七株,园中幽室以此命名“七松轩”。康有为在这里纵观说部、集部各书。偶尔也会和族中兄弟聚会,饮酒赋诗,为文人之乐,尽少年之欢。但这种怡然自得的学习时光直接导致他第一次童子试的失败。之后不久他跟随杨仁山先生和张赉臣先生学习为文,但是因为康有

  为无心科考,所以并没有明显的进步。他依然热衷于杂读经学、史学、考据之书,读过《毛西河集》之后,他愈发厌弃八股文,虽然跟着老师学习为文,但是从不练习写作。长辈们在祖父面前严厉地责备他,并给他出了一道“君子有九思,至忿思难”的题目。不料康有为下笔如有神,很快写出了十六小节,而且各有警语,令祖父非常的满意,于是才不再那么严厉地责备。此后康有为才略略在八股文上用心,却始终坚持涉猎群书,十七岁的时候他就接触到了《瀛环志略》等促人开眼看世界的书籍,随之了解到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在杨仁山、张赉臣先生之后,康有为还随吕拔湖先生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八股文。他的老师不少,可是对康有为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十九岁时从学的岭南大儒朱次琦先生。

  朱次琦号九江,和康有为的祖父交情很深,还做过他父亲康达初的老师。康赞修常常称赞九江先生的德行和学问,于是1876年乡试未售的康有为到他的门下拜师为学。朱九江在当时算得上是硕德高行、博览群书的大儒。时至今日在他的故居门联上还有“一代新学开南海,百世名儒仰九江”的对联来表达人们的景仰和缅怀。

  朱次琦曾经在襄陵做过半年多的知县,为官期间大行惠政,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随后弃官回乡在礼山草堂讲学。三十年中累次被朝廷征召,但是先生特别注重气节,以为末世俗污,辞不复出。先生不仅有万仞之德,而且学问平实敦大,主张济人经事,不作高谈阔论的无用之学,这在重视考据、鲜言经世的朴学时代是难能可贵的。这些对康有为后来能以一介书生之力极言政事有很大的影响。

  在治学上,朱次琦的准则是“四行五学”。所谓“四行”是指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为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

  人生若有机缘遇到真正的大师并能从其学问,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在康有为的眼里,九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动止有法、进退有度的大贤。他不仅博闻强识,论事论学都能贯穿古今,通其义理,使人深受启发,而且不持门户之见,将汉、宋之学皆归宗于孔子。

  九江先生的教导使在学问之路上博杂芜然,门路不清,处于求索期的康有为大有旅人得宿、盲者复明之感,于是他“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正如康有为所感慨的“信乎大贤能起人”,朱先生的学问、智慧和德行对康有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决心“从此谢绝科举之文,士芥富贵之事,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在礼山草堂他又开始像在祖父的官邸一样废寝忘食地读书,只是这时年近二十的他有了更多自己的思考和见地,常有感而发,议论宏起。刚入学不久,先生以《五代史史裁论》来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康有为依《史通》的体例洋洋洒洒写了二十多页,交给先生过目。九江先生批阅后大加称赞,夸康有为的文章赅博雅洽,可以当做一本书来读了。这使康有为更加自信地认为著书并不是什么难事,古代圣贤并非遥不可及。

  当时同学于朱次琦的还有后来著名的教育家简朝亮等人。康有为常常跟同学们聚集讨论,各抒己见。决然通辟如涣然冰释,这种理通神明的状态能将很多东西贯穿起来。康有为在和同学的辩论中意识到开卷有益,学问之本相通,先前的博杂之学同样是学问的根基,于是更加自信得意。

  朱次琦的古文造诣深厚,所以他的学问能不取桐城而上言秦汉之前,康有为就得以随其攻读诸子书,并从中领悟大道。后来先生又推荐韩昌黎文集,康有为读完之后,当着先生的面说:“韩昌黎道术浅薄,甚至

  算上宋、明以及我大清朝所谓的文学家,探其实际都是空疏无物的。言天地之道当如庄子、荀子,言治国之术当如管仲、韩非。像韩愈之流不过是善于蓄势为文,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大道,连《原道》都很肤浅,浪得虚名而已。千百年来文学家作势自负,其实并没有真正得道的人啊!”听完康有为的这番议论,平时不苟言笑、正颜厉色的朱九江先生忍不住笑着责备他太轻狂。先生从一开始就知道康有为有些恃才傲物,所以在欣赏他的同时也不忘旁敲侧击,挫其锐气,但他在同学们中间还是出了名的傲慢。

  古人云:既出狂言,必有广才。康有为的确有足够的才能和个性来支撑他的傲慢,据说有一次在九江先生的课上,他闭目伏案,桌子边上倒放着《三国志》,先生批评他说:“你难道是闭着眼睛倒着读书的吗?”康有为居然坦然地回答道:“是!”并且真的将已经翻开的两页流利地背了下来,这让先生和同门大吃一惊。还有一次,朱次琦先生要带着学生去苏东坡当年被贬谪时泊舟避风的地方感受先贤遗风,同学们都心向往之,唯独康有为不愿前往。先生问他原因时,他答道:“逆流之舟,有什么好瞻仰的?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康有为的志向和个性可见一斑。

  到了秋冬时节,康有为对四库要义已略知大概。而此时的康有为思想发生了一些转变,他似乎觉得日复一日地埋头故纸堆中,不仅无补时艰,长此以往还会泯灭人的灵性,于是心生厌倦。心不定则杂思纷至,他又开始进入一个低潮的迷茫期、思考期,同时也是一个痛苦期。有时他会怀疑自己求学的意义,觉得像戴东原那样的考据家著书满屋,又有什么用呢?同时也会想到自己的前途,毕竟自己是已有家室的成年人了,终需有个安身立命之所,可是不走科举之路即无晋身之阶。前路在何方?大概比较清醒的年轻人在开始郑重其事地思考自己的人生时都会有一种难言的挫败和彷徨。

  康有为被这种无所归依的悬浮感所困扰,忽然弃书绝学,闭户谢友,静坐养心。因为九江先生崇尚躬行,厌恶禅学,弟子们也从来没有这样静坐的人,大家就都觉得康有为非常的怪异。而他毫不介意别人的看法,在静坐玄想中,忽然见到天地万物集于一身,大放光明,自以为是圣人就欣然而笑,忽而想到苍生困苦就闷然而哭,忽然又想到自己有亲不侍,读书又有何益呢?于是就匆忙穿上衣服跑到祖先的坟上。康有为的举止实在是太怪异了,同门见他歌哭无常,都以为他是发狂精神错乱了。而根据《楞严》经里讲,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无所归依时,大凡都是这种情况。到冬天的时候他终于决定辞别九江先生,寻找幽僻之处习静养心。

  如果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康有为这段求学经历并没有收获什么果,但是却在思想深处种下了很多因,为后来维新大幕拉开时上场的他蓄积了深厚的力量。康有为虽然最后选择了离开礼山草堂,但是康有为对朱次琦先生始终充满了景仰和感激,他称自己“理学政学之基,皆得诸九江”,“生平言学,必推次琦”,他还认为自己的学术自信也来自朱先生,在年谱中言“初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旧学,自此始也”。所以1882年康有为得知老师去世的消息以后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奔至礼山草堂亲自送老师下葬。

  在这段时间中,还有两件事情不得不提。一件是刚到礼山草堂学习的那年冬天,十九岁的康有为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张安人。洞房花烛本该是喜气盈堂,可是康有为却弄得亲朋好友不欢而散。原因是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年轻人是要闹洞房、戏新娘的,而他却觉得这不合乎圣贤的礼法节义,坚决不许大家玩闹。康有为固执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成亲意味着多了一个亲人,可对康有为而言,老天爷在赐给他一个亲人不久之后就夺走了他的另一位亲人。次年五月,连州发水灾,祖父前往巡视灾情时不幸殉职。康有为早年丧父,很小就开始跟着祖父生活,饮食教诲,耳提面命,每思及一事都肝肠寸断,哀毁痛绝,三天汤水未进一口。之后他守礼法古,不顾别人笑他迂腐,在山上停柩披孝,弃肉守丧一直到年底。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祖父的感情,同时也可以看到儒家礼教在他身上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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