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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居里夫人之前

时间:2012-07-04 11:07   来源:中国台湾网

  我的美国朋友们要我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下来。一开始,我觉得这一建议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但我最后还是被友人们说服了,凑凑合合地写了这个简略的生平传记。但我不可能在这本简略的传记里写出我一生中全部的感受,也无法详述我经历过的所有事情。时过境迁,许多当时的感受已经记忆模糊,时间愈久,就愈加模糊不清,竟至有时还以为有些事情与己无关。还有许多事情似乎应该是与我有关的,但一提笔想写下来时,却又好像是别人所经历的事情。无疑,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些主要的思想和某些深刻的感受在影响和支配着他,使其生活沿着一条主线往前走。这条主线通常比较容易确定,容易找到。有了这条主线,就会明白当初为什么这么做而没有那么做,就可以看到当事人的性格等各个方面的特点。

  我祖籍波兰,名叫玛丽斯科洛多斯卡。父母双亲都出生于波兰的小地主家庭。在我的祖国波兰,像家父家母那样拥有一份小产业的中产阶级家庭为数颇多。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阶层,彼此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波兰的知识分子大多源自这一阶层。

  我的祖父领导着一所省立中学,闲暇时还干一些农活。我的父亲勤奋好学,曾就读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在华沙的一所大学预科学校担任物理和数学教师。他娶了一位与他情投意合、志趣相同的年轻女子为妻。她很年轻,但已是华沙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了。在当时,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被看做是极其崇高而庄严的事业。

  我的父母亲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严肃认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们的学生遍布波兰全国,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这些学生至今仍对我的父母亲爱戴而感激,怀念着自己的恩师。即使在今天,每当我回到波兰,总会遇见一些父母亲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总要向我倾诉他们对我父母亲的温馨怀念。

  我的父母亲尽管居住在城市,在学校任教,但他们与身在农村的亲戚们都保持着来往。每到放假,我就会跑到农村亲戚家里去小住,这使得我对波兰的农村情况颇为了解,而且也使我喜欢上了农村。在农村,我会感到无拘无束,散淡惬意。我之所以终生喜爱田野乡村,喜爱大自然,想必与这段值得怀念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我于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七日在华沙出生,是家里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因为我大姐在十四岁时不幸病逝,所以我只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由于大女儿的不幸病逝,我母亲悲恸欲绝,因而患了不治之症,年仅四十二岁便撒手人寰。母亲去世时,我才九岁。我哥哥也只有十三岁。全家人沉浸在难以言表的悲痛之中。

  大姐的突然西去,是我一生中遭遇的第一次最悲惨、最痛苦的事情。这之后,我常常会无缘无故地突然陷于忧伤悲戚、沮丧消沉之中,想必与这一悲惨之事不无关系。

  我母亲为人高尚,温柔敦厚,心慈面善,而且她知识渊博,心胸坦荡,严于律己。她尽管宽容大度,温和善良,但在家中却很有威望,大家都信服她。她非常虔诚(我父母亲都是天主教徒),但她能包容一切,对宗教上的不同看法,她从来都是求同存异的,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有着很大的影响。就我个人而言,一方面,因为是小女儿而备受呵护、关切,所以我深深地爱着我母亲;另一方面,一种崇拜之情也把我和母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母亲的不幸去世使父亲悲恸欲绝,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投入到对自己的孩子们的教育上来,致使自己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母亲过世多年后,我们仍感到若有所失,百无聊赖,仿佛家中少了一个主心骨。

  我们兄弟姐妹很小就开始学习了。我六岁时就上学了,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学生。每当有人前来听课或参观时,老师总是把我这个坐在第一排的学生叫上讲台朗读课文。我生性腼腆,一叫我上台我就吓得不行,恨不得跑出教室躲起来。我父亲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对我们的学习十分关心,并懂得如何指导我们,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太好,开始时我们上的是私立学校,后来不得不转到公立学校去了。

  华沙当时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而这种统治中最残酷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学校和学生的严格控制和迫害,波兰人办的私立学校都受到警方的监视,并且一律用俄语教学。学生们很小就开始学俄语,以致母语波兰语反倒说不利索了。幸而这些学校的老师都是波兰人,他们不愿受此迫害,想方设法地让学生们多学一些波兰语。这些私立学校都不准授予正式文凭,只有公立学校才有权力授予。

  所有的公立学校都是由俄国人领导的,他们一味地压制波兰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所有的课程都由俄国人用俄语讲授。这些俄国教师仇视波兰民族,所以对待学生就像是对待敌人似的。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老师都不会到这种学校去教书的,因为他们无法容忍这种敌视的态度。孩子们在这种校园环境中学习的知识是否有用,颇让人怀疑。尤为严重的是,这种环境对孩子们的道德品质的影响着实令人担忧。孩子们处于这种监视之下,不小心说了一句波兰话,或者用词稍不留神,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不仅自己倒霉,而且还会殃及家人。处于这种严酷的环境之中,孩子们天真欢愉的本性丧失殆尽。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可怕的氛围也激发了波兰青少年极大的爱国热情。

  在这外族入侵和承受丧母之痛的时期,我少年时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沉闷而无生气。不过,依然有着一些愉快的事情,它们仍旧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亲朋好友的欢聚让人兴奋欢快,给我们郁闷的生活带来了慰藉与希望。另外,我父亲非常喜欢文学,熟记着波兰以及外国诗人们的诗歌;他自己也能作诗赋词,而且还经常把外国的优秀诗篇译成波兰文。他就家庭琐事所写的短诗常令我们赞叹不已,佩服之至。每个周末晚间,我们都围在他的膝下,听他给我们朗诵波兰的著名诗歌和散文。这样的夜晚对于我们来说其乐融融,而且爱国主义的情愫在不知不觉之中日益增强。

  我从少年时起就喜爱诗歌,并且能够背诵波兰伟大诗人们的大段诗篇,其中最为欣赏的是密兹凯维支、克拉辛斯基和斯洛瓦茨基。当我日后开始学习外国文学时,这种爱好就日益增强。我很早就在学习法语、德语和俄语,能够阅读这些语言的外文书籍,后来,我感到英语很有用,就又开始学习英语,不久就能阅读英文书和英国文学作品了。

  我对学音乐不很热心。我母亲是个音乐家,嗓音很美,她希望我们都跟她学点音乐,但我却没能开窍。自她去世之后,失去了她的鼓励与督促,跟她学的那一点点又全都还给了她,每每忆及此,总不免后悔不已。

  中学时,我学数学和物理很不费劲,成绩颇佳。遇到问题,便向我父亲求教。父亲喜爱科学,而且在学校也教授这类课程。他常常跟我们解说大自然及其奥秘。遗憾的是,他没有实验室,无法进行实验。

  假期是我最快活的日子。我们住到乡下亲朋好友家中,躲过了警探的监视,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我们在林中奔跑喊叫,有时还在大片的田地间劳作,真是心花怒放,好不自在呀。有的时候,我们越过边境爬到加里西亚山中,那儿不属俄国的统治范围,而是由奥地利人统治着,他们比俄国人要好一些。我们可以大讲波兰语,高唱爱国歌曲,而不用担心被捕入狱。

  我对山峦的最初印象极好,因为我小时候生活在平原地区。非常喜欢在喀尔巴阡山小村里的生活。放眼望去,山峦起伏,山峰突兀;低头俯视,山谷深邃逶迤,碧波荡漾的湖水点缀其间,让人心旷神怡。这些湖泊各有其风雅别致、令人心动的名字,如“海之眼”等。然而,我却从未忘怀对那一望无际的平原的眷念,那开阔的视野,那柔和的景色,让我的心灵震颤。

  后来,我有幸与父亲一起到更南边的波多尼亚度假,并在敖德萨第一次见到了大海,后来又去了波罗的海。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美好的经历。但是,直到去了法国,我才真正地领略了海洋的波涛汹涌和潮汐涌退的壮丽景象。我一生之中,每每看见大自然的新景象总会像个孩子似的欢喜雀跃。

  我们的学校生活很快便结束了。但凡动脑子的课程我们都能得心应手,学起来毫不费力。我哥哥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业之后,当上了医生,后来成为华沙一家大医院的主任医师。我的姐姐们和我原打算步父母亲的后尘当教师。但后来,我二姐改变了初衷,决定也去学医,在巴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嫁给了一位波兰内科大夫德鲁斯基。夫妇二人前往奥属喀尔巴阡山区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开办了一家大型疗养院。我三姐在华沙结了婚,成了斯查莱先生的夫人,多年在学校兢兢业业地从事教育工作,波兰独立后,在一所中学担任校长。

  中学毕业时,我刚刚十五岁,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由于用功读书,身体劳累,发育似乎也不理想,父亲便强迫我毕业后到农村去生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休息之后,我又回到华沙,回到父亲的身边,希望去一所中学任教。但家境不佳,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决定。我父亲已年迈,心力交瘁,需要休息,而他的收入却很微薄。因此,我决定找一份待遇好的工作以尽孝心。十七岁时我便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离开了家,去外地独自生活了。

  离家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当我上了火车时,心情十分沉重。火车隆隆地驶向前,几个小时之后,把我带到了远方。下了火车,还得乘坐马车走上五个小时。火车在广袤的大平原上飞驰,我的心里像是坠了铅一样,我心中在想,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

  我前去任教的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是个农庄主。他的大女儿与我年龄相仿,而且在跟我学习的过程中,她渐渐地成了我的伙伴。主人家还有两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和他们相处甚好。每天上完课之后,我们就一起出去散步。我因为曾在农村生活过,所以并不觉得寂寞,而且,尽管这儿的景色并不算美,但它却四季各异,所以我仍然感到欢快和满足。这个庄园的新的种植技术被认为是这个地区的先进典型,我对它有极大的兴趣。我渐渐地懂得了种植技术,并且一直在关心着谷物的生长情况。在庄园的马厩里,我还摸透了马匹的脾性。

  冬季来临,广袤大地上白雪皑皑,分外妖娆。有时候,我们乘坐雪橇在雪地上飞驶,竟至连路都看不清楚,我吓得冲着驾雪橇者大喊:“小心沟渠!”驾雪橇者却漫不经心地回答我:“您这是正在往河沟冲去,但别害怕!”话音刚落,雪橇便翻倒了。不过,在雪野上翻倒非但不可怕,反而增添了远足的乐趣。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雪花纷飞,大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我们在雪地上堆起了一座形状怪异的雪屋。我们便坐在雪屋里观赏粉红色的茫茫雪原,有时还到封冻的河上去溜冰,感到欣喜若狂,还担心天气转暖,把我们的这份快乐给夺走呢。

  教课之余,当时间充裕时,我便把村子里在俄国人统治下没法求学的许多孩子编成一个班,用波兰语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我在这么做时,主人家的大女儿也帮我一起干。孩子们的家长对我非常感激,但说实在的,我得承担一定的风险:我的这种义务教学虽有利无弊,但政府却是禁止的,认为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一旦被察觉,很有可能被捕入狱或流放西伯利亚。

  晚上我一般都用来学习。当时我并未决定选择什么发展方向。我对文学和社会学很感兴趣,但在自学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真正喜欢的还是数学和物理,因此就一点一点地朝这个方向去发展,最后便做出了决定,要学好数学和物理,暗下决心日后赴巴黎去求学,并为此而认真地做了学习上的准备。而且我还计划着积攒点钱,以便保证今后在巴黎的生活和学习。

  在自学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有一些困难是自己未曾料想到的。我在中学所学的东西很不完整,与法国的中学相比差距很大。为了缩小差距,我便选择一些书籍来自修。这种方法虽不很理想,但却不无成效。除了学到了一些对以后有所裨益的知识外,我还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当我二姐决定去巴黎学医时,我就不得不更改自己的学习计划了。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俩一起赴巴黎留学,因此我俩许诺相互帮助,先后完成学业。这样一来,我便在这位农庄主家里待了三年半,一直把我的三个学生的学业教完。然后,我回到华沙,那儿正有一个类似的工作在等待着我。

  在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我干了一年。这时候,我父亲退休了,我与他一起度过了一年美好的时光。在这一年中,他写了一些文学作品,而我则通过家教得到一些酬劳以补家用。与此同时,我继续抓紧时间自学。在俄国人统治之下的华沙,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并非易事,但是,比起在农村的情况,在华沙成功的概率更大一些。最令我兴奋的是,我生平头一次可以走进一间实验室去做实验:这是市政府所属的一个小实验室,我的一位堂哥是该实验室的主任。除了晚上和星期天,我每天都可以进实验室去做一会儿实验,而且通常都是我独自一人在做。我按照课本上所讲的方法做各种各样的物理和化学实验,而且往往会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这种时候,我会为一个小小的成功而兴奋,大受鼓舞;但有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而失败,我就非常地沮丧。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成功的道路十分坎坷。不过,这也让我更加深信,我的天性决定我更适合搞物理和化学。

  后来,我又觅得一个教职。我加入了华沙的一个由热心教育事业并具有共同的学习愿望的波兰年轻人组织的学习团体,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学习方式。这个团体有着一定的政治色彩,要求自己的成员应以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为己任。在一次聚会中,有一位青年说道:“我们祖国的希望系于人民的知识水平的提高和道德观念的加强,惟其如此,方能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而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努力自学,并尽力地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普及知识。”为此,大家商定:晚间向广大群众传授知识,每人讲授自己所精通的内容。这足以看出,该团体具有秘密结社的性质,因而需要大家具有一定的甘冒风险的精神。好在参加者都具有为祖国而牺牲的精神。我至今依然深信,该团体的参加者必将为祖国、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团体。那相互鼓励、相互切磋、互帮互助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不免会令我欣喜、激动。由于活动经费不足,该团体并未取得很大的成效,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深信不疑,当时的那种追求以及各种活动,无疑是使波兰社会取得进步的唯一途径。

  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教育,不具备良好的素质,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美好的社会的。为了达到这一美好的目的,每个人都必须完善自己,并共同分担社会责任,尽其全力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并最有效地去帮助别人,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必将走向进步,走向美好。

  这段时期的这番经历更加坚定了我今后学习、深造的决心。我父亲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但爱女之心促使他帮助我尽快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姐姐在巴黎刚一结婚,我便决定前往巴黎求学,与她住在一起。父亲和我都希望学成回国后,再在一起生活,但是,后来我因在巴黎结婚了,所以便留在了那里,没有回到华沙的父亲身边。

  父亲年轻时就一直梦想着做科学研究工作,我后来在法国取得的成功,使远在祖国波兰的父亲深感慰藉,因为我圆了他的梦,所以父女虽天各一方,但他仍旧心情舒畅。父亲无私的爱,令我没齿难忘。后来,父亲与我已婚的哥哥住在一起,慈祥地教育着自己的儿孙辈。一九○二年,他年逾古稀时驾鹤西去,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令我们欷歔不已。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我二十四岁时,终于实现了多年来魂牵梦萦的夙愿。当我到了巴黎时,受到了姐姐、姐夫的热情欢迎,但我只在他们家住了没几个月,便另觅住处了。因为他们为了行医方便住在巴黎郊外,离我上学的学校太远,我需要就近住宿,好省下时间学习。我同许多波兰学生一样,租住了一间很小的房间,除必不可少的家具外,可谓家徒四壁。我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四年的学生生活。

  四年中所取得的学习上的进步,不可能一一说出来。我只身一人,没有任何的纷扰,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而学业上的进步又使得我心满意足,欢快不已。关于日常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地艰难,因为自己的积蓄不多,亲人们也无多大能力帮助我。但并非我一人如此,据我所知,许多来自波兰的留学生都是大同小异的。我住在顶层阁楼里,冬天非常冷,取暖炉又小,屋子里怎么也烧不暖和,而且还经常缺煤,所以屋子里脸盆中的水夜晚常常结冰。为了睡得暖和一些,我把所有的衣服全压在被子上。我只有一盏酒精灯可以用来烧饭,其他的炊事用具就谈不上了。为了省钱省时间,我常常是一点点面包加一杯巧克力,再加几个鸡蛋和一个水果充饥。我独自处理家务,没有任何人相帮,取暖用的煤,也是我亲自弄上七楼的。

  在别人看来,我过的日子未免过于艰苦,但我却自得其乐,每天都心情愉快地埋头于学习之中。这段生活经历也让我充分体会了自由与独立精神弥足珍贵。在偌大的一个巴黎,我默默无闻,无人知晓,独自生活在自己的狭小的天地间。尽管孑然一身,单寒羁旅,无依无靠,但我并不沮丧消沉,并不觉得凄凄惨惨戚戚。当然,有时候,孤独之感会突然涌上心头,好在我的情绪通常十分平静,精神上十分满足,所以孤独情绪转瞬即逝。

  我的精力全部集中在学习上,特别是在开始之时,学习上有着一定的困难。确实,我以前的基础知识很弱,虽然来之前做了一些准备,但却是很不充分的,与法国同学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数学的差距更大,使我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弥补自己的不足。我把白天的时间分别用于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晚上则一个人躲在阁楼陋室中刻苦学习,常常学到深夜尚不停手。每每学到新的东西,我便会兴奋激动起来。科学奥秘如同一个新的世界渐渐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因而也就可以自由地学习它们,掌握它们,这真的让我非常开心。

  与同学们的和睦相处也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刚到巴黎时,我沉默寡言,腼腆羞涩,但不久我便发现同学们一个个全都学习认真,待人亲切,于是开始同他们一起讨论学习上的问题,这更增加了我学习的兴趣。

  在我就读的那个系里,没有波兰学生,但我与一个波兰侨民小团体关系却很密切。我常常参加他们在一个简陋的小屋里举行的聚会,讨论祖国波兰的各种问题,我那怀念祖国的情感在此可以大胆地抒发。我们有时一起外出散步,有时还参加公众集会,对政治保持着一种极大的热情。但第一学年临近结束时,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小团体,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这样才能尽快地完成学业,即使假期里,我也在抓紧时间复习我的数学。

  我孜孜不倦的努力没有白费。我先前在知识方面的种种差距给弥补上了,从而可以与同学们一起通过考试。一八九三年,物理学结业考试时,我名列前茅;一八九四年,数学结业考试时,我位于乙等,我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颇为满意。

  我姐夫后来在谈及我那几年的艰苦学习情况时,戏谑地说那是“我小姨子一生中英勇顽强的时期”。我自己也始终把这段时期的艰苦奋斗视为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一个美好的时期。在这一期间,我孤身奋斗,没日没夜地全身心地埋头钻研,终于达到了有能力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

  也就是在一八九四年,我与皮埃尔居里初遇。我的一位同胞、弗利堡大学教师打电话邀请我去他家玩,同时还邀请了巴黎的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他对后者非常熟悉,也非常赞赏。当我走进我这位同胞家的客厅时,立即看见了这个年轻人。他站在朝向阳台的一扇法式窗户前,宛如窗玻璃上镶嵌的一幅画。他身材修长,红棕色头发,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他神态飘逸,表情深沉而温柔。乍一看到他时,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沉浸在自己思绪之中的梦幻者。他对我表示出一种质朴而真诚的态度,似乎对我很有好感。在这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希望以后再见到我,继续讨论科学和社会等各种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俩看法相似,很谈得来。

  随后,他便前来我的学生公寓拜访我,我们渐渐地便成了好朋友。他向我介绍了他每天的工作情况、他的研究以及他献身科学的梦想与决心。不久之后,他便向我吐露心声,希望与我共同生活,共同去追寻科学的梦想。但开始时,我一下子还下不了决心,犹豫着,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得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和家人。

  假期来临,我回到波兰。当时对是否返回巴黎尚未做出决定。但是,那年秋天,我为了准备博士论文,又回到了巴黎,进了巴黎大学的一所物理实验室,开始进行实验研究。

  我又见到了皮埃尔居里。由于科研的缘故,我与他的接触日益增多,关系也渐渐地愈加密切。等到我们彼此都感觉到除了对方以外,两人谁也不可能找到更合适的生活伴侣时,我们便决定结成秦晋之好,并于一八九五年七月举行了婚礼。

  当时,皮埃尔居里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并受聘在巴黎物理和化学学校任教。这一年,他三十六岁,已经是国内外颇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了。他一门心思地投入科学研究中,很少关心自己的职位、待遇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他的经济状况很是一般。结婚前,他与老父老母在一起生活,住在巴黎郊区的苏城。他十分孝顺,我记得他第一次跟我谈到他的父母时,用了“慈父慈母”一词。说实在的,他并未夸大其词。他父亲是一位造诣颇深的物理学家,为人慷慨豁达,性格刚强;他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一生相夫教子,无怨无悔。皮埃尔居里的哥哥是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皮埃尔对哥哥十分敬重,兄弟二人情深意笃。我有幸进入这样的一个家庭,心里十分高兴,而且我也确实受到这家人的热情欢迎。

  我们举行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我父亲和姐姐从波兰赶来了,我感到非常地高兴。我和皮埃尔都没有专门购置什么结婚礼服。

  除了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供我们居住和工作以外,我俩并无其他奢望。我们很高兴地找到了一个三居室,从窗口看出去,眼前是一座美丽的花园。老人们为我们购置了一些家具什物。我的一位亲戚送给我一份喜钱,我们用它买了两辆自行车,以便出去远游。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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