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第三章

时间:2012-05-29 09:50   来源:中国台湾网

  第一次是在驻粤滇军第八旅当警卫队长的时候,带了一班弟兄跟从旅长伍毓瑞将军去对一营刚改编的官兵讲话。话才说了几句,他们就鼓噪哗变起来。伍旅长由几个卫士保护脱险。我和这一位营长站在广场中间,当几百支枪乱行射击时,这营长把我往地下一推,大家都匍匐在地。变兵开枪达十多分钟之久,相去不过二十公尺左右,枪弹像雨点般不断落在我的前后左右。我当时只有束手待毙,但等到变兵枪声停了,我和这营长站起来,居然没有丝毫受伤。

  第二次是在粤闽交界的黄冈,彼时我已调任连长。我军进攻驻闽的北洋臧致平军队,战况非常吃紧。我奉命带了一连人掩护左翼,占领了一小山,和敌战斗。到拂晓便带了弟兄们冲锋,目的是要把威胁我们左翼侧的敌人驱逐走。从山上冲到山下,又经过一道水田,攻到对面小岗上一个长方形菜园。谁知敌人仍顽强不退,而且三面把我们包围起来。战况激烈,在我左右的弟兄连传令兵都伤亡殆尽,我浑身都溅染了鲜血,但终于把敌人击退,我也并没有受伤,而我的勇敢自此得名。

  第三次是驻在潮州城外,我已当了营长。桂军刘志陆(汕头镇守使)和北方勾结,夜里派兵把我团包围。我营各连是分散驻扎各村的,最初听到枪声还以为是误会,仓促间无法应付,我率领了守卫营部的几个弟兄冲出去,到了一个小山上。谁知侧面相距很近的小山头也早被敌兵占据,突然向我们密集射击,我几乎连跑带滚到背后山脚下,只剩了一个卫兵。跑到团部时,全团已被缴枪,团长也在那里。

  第四次是在四川宣汉县,我当川军独立旅参谋长。其中一团长叛变,事前毫无所悉。叛兵围了旅长林光斗将军公馆,出其不意地把他打死了。另一批叛兵到司令部来找我。那是一间民间的楼房,我刚好微感不适,在楼上和内弟洪君器闲谈,突然听到门口人声鼎沸,杂以枪声,情知不妙。洪搀着我从楼上窗口往后墙外跳下去,沿着城墙走到邮政局里。局长范众渠是素来熟悉的。再由他去告知陕军留守处(此处陕军陈树藩部已入陕)林黄胄参谋(也是保定军校同学),把我接去藏起来。叛军到处搜索,风声很紧,不得已扮作伤兵混在陕军伤病队里出城,经万源入陕,始脱险境。

  第五次是“八一三”抗日之役,敌人从我左侧背狮子林登陆,已到我军左侧后方,如果被包围之势一成,我军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抽调部队迎敌并安定正面军心,在敌机不断轰炸下,我还是坐了车到前线去。中途敌机来往太紧了,便弃车步行。半路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我就改乘他的自行车到了八十七师司令部。它在江湾叶家花园。刚到那里,敌机又集中轰炸,我躲在园内毫不坚固的假山洞里。一位同志还拿来钢盔给我带上。炸弹不停地落下,假山四面的大树断了,洞前后左右都落了弹,大家都笑着说:“这是日本鬼子来欢迎总司令的吧!”

  以上都是较大的惊险,小惊险就更不必说。我是个革命军人,为了革命,生死早置之度外,这些惊险也不过是我的奋斗生命中几个小小的波纹罢了。

  其实,父亲遭受到的危险当然是远不止这些了。在警卫队的时候,他有一次站在山头上侦查敌情,山下是条小河,河对面就是敌人。他正在拿着望远镜瞭望的时候,对面的敌人发现了他,枪弹连续地打了过来,有一颗子弹擦耳而过。从他身后的卫士和传令兵身上穿过,一个从脑袋穿入,迸出脑浆而死;一个从嘴边穿入,打落了牙齿。父亲并未中弹。

  父亲作战勇敢的名声逐渐就起来了。

  他很快从队长升为连长、营长。他带兵,无论到什么地方,决不带行军床,只是随身带一件雨衣,等到士兵都睡下了,他才躺在士兵们的空档里睡。

  他自己也说:“在作战时总是站在第一线前面。无论行军、宿营,一概以身作则。无论到什么地方,先把兵安顿好,勤务布置好,然后自己才休息。吃饭当然更是同在一起,士兵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又注重精神教育,常对士兵作精神讲话,鼓励他们,并且经常关切士兵日常生活和纪律情形,所以这一营兵带得很好。”

  就是在父亲所说的第三次大难不死那回。他被缴械了后,被迫上船去了上海。在上海,他接到友人罗天骨的一封来信,随后就入川去了吕汉群的第五师,被任命为少校参谋。

  后来,刘湘反攻成都,吕汉群败退,父亲回到了家乡。然后,他又去了上海。在上海,他又见到了吕汉群,吕汉群建议他再次入川。“宣汉事变”后,父亲一路历经千辛万苦,再次回到了家乡巢县。

  经历了两次入川、两次出川的打击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没想到四川的情形是如此的复杂,根本摸不清楚川军的一切勾结和阴谋,自己差点在里面搭上了性命。

  说来也怪,父亲的求学之路非常曲折,好不容易上了保定军校,可自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后,他仍然长期郁郁不得志。在滇军、桂军、川军中,他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师参谋长等职,奔走于粤、闽、川之间七八年,苦头吃得不少,经验也增加好多,但仍然未逢际遇。

  在家乡休养了两三个月后,他先去了福建,后来去了上海,在上海大学选课学习,主要是学习俄文。

  当时教俄文的是著名的共产党员瞿秋白。父亲曾经找瞿秋白谈了一次话。那时候,“上大”是染着红色的,校长是于右任、副校长是邵力子。

  在上海,父母带着大弟弟一真租住在法租界的一个楼里,每月的租金是16元。他把一间小房子用布隔开成两间,一间是卧室,一间是书房兼客厅。在这里,连学费和交通费在内,一个月要花费50元左右。

  但是,父亲在上大并没有读到毕业。

  此后,他两度入闽。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东发动叛变,围攻总统府。直到1923年1月,革命军才将陈炯明的叛军击退。父亲说:“第一次入闽是正在许崇智、黄大伟进入福州的时候;第二次入闽是随着他们会师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时候。”

  就在这时候,我的曾祖父张邦栋去世的消息传来了。父亲回家奔丧,办完丧事后,经济上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无法再回到上海大学继续学业,他受邀请去广东帮桂军办军官学校。

  在广东东莞虎门,父亲创办了建国桂军军官学校。这是他着手从事军事教育的开端。1924年,学校从虎门搬到广州,此时,孙中山赴广州,蒋介石正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从保定同学口中得知张治中善于用兵,勇于作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便邀请他到黄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授衔上校。从此,父亲步入国民党军事阵营,而蒋介石对他可谓有知遇之恩。

  其实,父亲一开始并没有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但是蒋介石仍然任用他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他曾说:“这是我同黄埔第一次发生关系。”

  在黄埔军校召开各种军事训练会议时,父亲都积极参加,献计献策,初步得到蒋介石的赏识。1924年12月,他正式进入“黄埔”,从此开始了受蒋介石重用的漫长人生。

  1924年底,桂军军官学校刚结束,黄埔第三期学生开始入伍,蒋介石便把他调为入伍生总队任代理总队长。1925年2月,广东军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介石自任东征军总指挥,调他任东征军总部上校参谋。东征战斗激烈,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父亲因此立了战功。不久,国民党党军第二师成立,蒋介石自兼师长,以王懋功为副师长,父亲为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

  接下来,父亲一人身兼八个职务。

  蒋介石先后委任父亲为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长。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改组,父亲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在一、二、三期的基础上成立军官团,父亲被任为军官团团长。

  那时候,母亲说,这么多的职务让父亲疲于奔命,他一天到晚坐汽车、坐小汽艇,往来于广州与黄埔之间,忙得连中饭、晚饭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常常到深夜12点才想起来吃晚饭。

  父亲也不想兼任那么多职务,就想办法推掉了一些。1926年初,父亲回到黄埔专任第四期学生军官团团长。

  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昌,国民革命的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蒋介石要成立新的部队,他委任父亲办学兵团,造就可以供应三个师的班长和基层干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在武昌南湖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命父亲兼任分校的教育长,学兵团也成为分校的一部分。此时,黄埔军校已经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由张治中兼任,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政治总教官是恽代英。

  蒋介石从两次东征和北伐战役中,深切感到基层干部的重要,一个经过新式训练的班、排、连长,训练时间虽短,而发挥力量非常大。于是下令设置学兵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由张治中任团长和教育长。张治中向各地招足了一团学兵,从军事训练到政治教育,从野营实习到日常生活,一切亲自抓,培养出一批班长、排长人选,迅速派到国民革命军中补充。

  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张得到邓演达、恽代英等人的大力支持,也很快在武昌南湖初具规模,并请得邓演达任代校长。到分校上政治课的先后有郭沫若、谭平山、周恩来,李富春、李达、施存统、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高语罕、沈雁冰、蔡畅、陶希圣、甘乃光、项英等人。

  各地报名学生达6000多人,反复考选录取986人。此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大队整体迁到武汉,炮兵大队、工兵大队也从南昌西线迁来,使武汉分校得到有力的补充。全校分设政治、教授、训练、军械、管理、军医等单位,组织结构和办学规模已经大致与黄埔军校相当。父亲的教育才能让蒋介石十分满意。12年后,父亲又回到了当初的求学地,只是当时他是这里的学生,现在他是这里的“主人”了。

编辑:刘莹

相关新闻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