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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权者的猎食方式·幕后黑手于敏中

时间:2012-01-06 16:01   来源:中国台湾网

  看到这里,也许会有人想:跟着像王亶望这样的官员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一个清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起来,究竟是哪一头更为合算?当然这种算法并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的计算,也就是说你不能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算,何况一个官员的利益和风险也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的事。 

  虽然古训有云:“受鱼失禄,无以食鱼。不受得禄,终身食鱼。”它告诉人们,当贪官只能富贵一时,当清官却可以逍遥一世。但是如果一个清官,因为不愿意“受鱼”,而受到报复和打击,很快被踢出局,我们还能说他是这场博弈中笑到最后的那个人吗? 

  王亶望贪污案并不是一次意外,更不是无所牵连的独立事件。因为在这条利益链上,王亶望既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做总结陈词的人。就在乾隆为地方官员的腐败窝案大伤脑筋之际,又一位朝廷重臣触痛了他的神经。那就是已经故去的前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于敏中。 

  于敏中是乾隆年间的状元,年仅24岁便蟾宫折桂,是乾隆时期不可多得的人才,历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大学士等要职。到乾隆三十八年,于敏中以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仍管户部事务。按照清朝官制,大学士须兼军机大臣才算拥有宰相之实。也就是说,这时候于敏中的实际权力堪比宰相。而于敏中走向权力巅峰的这一时间段,也正是甘肃恢复捐监旧例,地方腐败窝案急剧恶化、侵蚀国本之时。 

  按说地方发生权力腐败窝案与京官并无绝对的联系,更不能强行将其拉入其中。但问题是,于敏中不是权力结构中的小角色,而是位极人臣、可以改变权力分配格局的大人物。 

  于敏中刚步入权力中枢部门的时候,也就是乾隆皇帝当政的前二三十年,当时官场的风气还算过得去。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乾隆朝乃至整个清王朝的黄金时期,当然这也有赖于雍正时期铁腕治贪打下的基础。那些把持权柄的军机大臣,都以与外省军政大员交结为戒。当时权重一时的京官们虽然也接受地方督抚的馈赠,不过价值超过百两,他们就坚拒不收。那些在军机处办事的军机章京们,得到一件价值30两白银的礼物,也会惴惴不安很长时间。 

  于敏中的权力巅峰时刻,正是清朝政权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而吏治腐败成了政治滑坡时期的突出表现形式,人们投身官场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名利和各种特权。像王亶望这样的地方大员要想在地方获取利益,就要向于敏中这样的京官进行贿通、贡献;得到利益分润的京官实权派们要想继续发财,就要为地方官吏获取更大权力创造条件。于敏中这样位极人臣的宰相级官员,自然成了“权力寻租”的卖方,王亶望之流就是买方,彼此上下其手,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官僚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朝二品以上的高官,因贪污、受贿,或数罪并罚而被处以斩刑、绞刑,或被赐自尽者,共计41人,而在乾隆一朝就有27人之多,几乎占了全部人数的67%左右。至于因贪赃枉法而受到“抄家没产”、“充军发配”、“降职罚薪”的官员,为数就更多。我们不能不说乾隆“惩贪”手段是十分严厉的。可是当时情况却是“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造成乾隆中期风气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引领转变的枢纽人物就是于敏中。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于敏中病故,丧事办得体面而隆重。就在于敏中的尸骨未寒之际,一场突发事件将他四十年打拼出来的功名毁于一旦。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于敏中的孙子于德裕到官府控告其堂叔于时和将其祖父在京的遗产据为己有。乾隆皇帝就命大臣查办,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在乾隆的心目中于敏中还算是廉直之臣,然而自己看重的廉直之臣为子孙留下的宝贵遗产,竟然是200万两的真金白银,这让乾隆情何以堪?根据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向本国发回情报称:“皇帝大怒曰:‘朕任敏中数十年,知其为廉直,安得有如此巨资?’命籍没其家产。”堂堂一国之君居然被貌似廉直的大臣长期蒙蔽,怎不令乾隆心头火起。 

编辑:刘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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