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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权者的猎食方式·“陋规”的运行法则

时间:2012-01-06 15:53   来源:中国台湾网

  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赈银6万余两,纳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陈常,在三年任内共办监生执照4000余张,每名多收银10两,合计起来贪污的银两也4万有余。 

  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到了无人不贪、无人不腐的地步。这些捞足了的州县官还要用赃银去喂自己的上司。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那个知县何汝南,前后就送王亶望银1万8千余两,“馈送”蒋全迪6千余两,总督勒尔谨交他办买物件,花去银6千余两。 

  还有个叫麦桓的广东人就更加疯狂,他被分发到甘肃待补知县之缺,当时正赶上各州县报办夏灾,为急于补上官缺好趁着眼下的灾情大捞油水,就托了个中间人向蒋全迪疏通,最后达成交易,麦桓送王亶望、蒋全迪各8千两银。 

  无奈麦桓只是一个待补缺的候补官员,手中并没有多少钱。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这难不倒他们,先打个白条,将来有钱补上。麦桓答应,如果自己能够补上实缺,捏灾冒销得银后,将连本带息奉送。这样,蒋全迪保举他升补靖云知县,麦桓则风风火火赶到任所大办其“捐监赈灾”,以筹措银两还债。 

  这些额外的收入,远远超过官员们的合法工资。我们就拿兰州知府蒋全迪来说,他作为四品官的知府每年俸禄为105两,养廉银为4000两左右,二者加在一起其合法收入三年也不过12300多两。可我们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为了证明这不是夸大之词,我们需要从清朝官场的陋规说起。 

  所谓的陋规,就是官场中那些相沿的不成文的规矩,无非是贿赂需索之事。清朝官员有很多收入都来自这种“灰色途径”。既然称之为“灰色”,那就是说它走的既不是阳光路线,也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色路线。而且这些规则都有一个由头,使人觉得受之坦然。清朝官员的薪俸照搬明朝的低薪制,一品官(相当于现代的正部级以上官员)的俸银每年也不过180两,每月只有十几两银子(京官有所谓“恩俸”,即照原俸饷另给一份,另外给一点有限的俸米),小一点的七品官知县之类,每年俸银只有四五十两。 

  按常理来说,这样微薄的收入在当时的社会中,只能维持小康型或温饱型的生活水准。但是在当时,很多官僚都过着一掷千金的阔绰生活,他们哪里来的钱撑起自己的富豪生活呢?毋庸置疑,这些人都拥有一个取之不竭的造血系统。 

  在当时,凡是州、县地方官员,主要就是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钱粮就是田赋,最初征收的是实物,后来改成“折色”,也就是折成银子。无论征收实物或是银子,都有一种“耗羡”陋规。 

  所谓“耗羡”,即指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分至二钱作为火耗;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积少成多,总量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实际上这笔耗羡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了那些州、县官员的个人腰包,成为一笔公开的、朝廷默认的好处费。 

  有时候“耗羡”等各种各样的额外陋规所征收的数额,甚至超过了正常税收的十几倍。 

  康熙就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是好官。”一句话,少贪的官员就是好官、清官。在这里,康熙皇帝比谁都清楚,官员征收的火耗远远不止一分(1%)。号称康熙年间第一清官的嘉定知县陆陇其,也要加征四分火耗(4%)。 

  由于全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又加上官员抱着各自不同的心态,所以对于加征火耗的比例,朝廷并没有做统一的规定。各地按照沿用已久的官场习惯在操作,“每两有加至二三钱、四五钱者”,“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 

  正税与火耗的关系,就像当今社会税与费的关系。根据现有的资料综合来看,清代的火耗大体在正税的10%~50%之间。 

  这样一笔数目不小的“预算外收入”不受朝廷控制,最后都会装进官吏的口袋。 

  享有税收权力的官员就有耗羡,自然免不了引起其他部门官员不满,并造成各层次之间的不平衡。为了均衡利益,耗羡就成了一块大蛋糕,除了见者有份,还要进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 

  在清朝衙门大堂之上最常见的匾额是“天理人情国法”,可以说这正是大部分官员的行为准则。首先是个“理”字,自从理学兴起,万事都逃不开个理字;然后就要考虑到人情关系,中国的熟人社会里时时处处都布满一张张撕扯不断的“情网”,最后才轮到遵循官家制度的国法。说到底,在古代权力结构中,国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天理和人情服务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官家制度的运行理念,由“天理”确定其价值准则,由“人情”定位其行为规范,由“制度”来充当权力运行的工具。 

  正是这种“人情”上的考量,将灰色生存网越拉越大。耗羡这项灰色收入,如果只有一部分官员(州县亲民官)拥有,其他官员不能染指,那么这种灰色生存的把戏根本没有办法在古代权力系统中生根发芽。 

编辑:刘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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