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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套生存系统·民生不能承受之重

时间:2012-01-06 15:43   来源:中国台湾网

  这些敢找朝廷大员吃拿卡要的胥吏们到底能够捞到多少好处?最后装进自己腰包的“灰色收入”又是多少呢?按照晚清的学者兼官员冯桂芬在他所著的《校邠庐抗议》政论书籍里所记载的:那些胥吏们在做事的时候手法是极其隐蔽的,圈外人士一般很难摸清确切的底数。 

  冯桂芬曾经和一个绍兴籍的胥吏算过一笔账:吏部四个司的胥吏每年大概能够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一千万两银子。外省衙门的人数更多,因此“灰色收入”也就不止一千万两银子。从这些灰色收入的来源渠道可以分析得出:其中十分之三来自国家财政,十分之七从地方税收中获取,而地方税收中用于支付灰色收入的这部分又基本上是从老百姓的血汗钱里刮来的。 

  在冯桂芬生活的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全国的胥吏每年得到的灰色收入超过了两千万两银子,而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是四千多万两。也就是说,胥吏的灰色收入相当于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如果按照上面来源渠道三七开的算法,属于国库的有三成,占到了六百万两;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到的财富高达一千四百余万两。如果以四千万两的国家财政收入作为比较对象,那就意味着地方在收税时要加收35%才能持平。 

  那么我们再来算一算这些“灰色”总收入,最终摊派到每个胥吏的头上,也就是落到个人腰包里的会有多少? 

  当时一个衙门有十几个胥吏,而州县衙门至少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类似于县政府下面的科室),每房平均下来有两三个人,事多人手少,通常都是一个正役带几个帮役都忙活不过来。 

  雍正年间,田文镜在河南巡抚任上的时候,巡抚衙门的经制书吏分为两班,每班10人,共为20人。但田文镜说衙门事务太多,实际上每班有100人,所以河南巡抚衙门的胥吏实际人数是200多人。由此可以得出,各级衙门的胥吏实际人数可能是正式编制的十倍以上。清初的散文大家侯方域做过统计,他统计出来的数字是全国州县衙门的胥吏大约有30万人。其实他算的只是州县衙门,并没有把所有的官府衙门都算进去。如果从上到下都计算在内,全国的胥吏有40万人左右。 

  如果按照40万的胥吏来算,灰色收入总额达到2000万两银子,平均下来每个人也不过就是50两银子。要知道书吏们在当时都没有国家派发的固定工资,为了能够谋得书吏的职位,他们还得花一笔活动经费(称之为“顶首银”)。由此看来,每年50两的银子应该是不会高估的。当时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一年花费需要30多两银子,50两银子也只能让他们过上比一般人家好一点的日子,而不太可能有更多的财产积蓄。 

  但是,全国胥吏的灰色收入总量2000万两银子如果摊派至民间,那也是“民生不能承受之重”。全国40万胥吏“灰色生存”所产生的“灰色收入”,使得老百姓的实际负担要比法定负担增加了三分之一。当然在这里还不包括官员和衙役在运行正式权力时的成本,如果统统计算在内,那将是一个更骇人的数字。 

  经济学上有一个“租金”的概念,就是指由权力管制所造成的,由官员与官商特殊利益集团来分配的社会公共财富。其实官员的灰色收入就是一种经过权力异化而来的“租金”,通常包括两类:一类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与否的收入,另一类是实际为非法收入但又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认定其为非法的收入。 

  灰色收入的形成,源于权力滋生的腐败行为,它与官员贪污、渎职、寻租等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官场上的利益分配往往与一个官员的权力大小成正比,但是权力的大小与官职的大小却难成正比。利益分配,除了合法收入,还有着灰色和黑色成分的隐性收入。很多时候,后者并不比前者得到实惠少。就像那些能够占据肥缺的胥吏,官家制度虽然不承认他们具有合法的权力名分,但是他们照样能够发自己的财,让老百姓痛恨去。既然得不到权力的名分,那就借助权力的光来照亮自己的“钱程”,毕竟他们手里掌握着含金量可观的衍生权力。 

  有的官员虽然有品级有名分却得不到太多的实惠,在这一点上,最明显的比较是京官与地方官,四品京官的收入往往不如一个七品的知县。原因是京官能够闪转腾挪的权力空间与地方官员是无法相比的,天高皇帝远,一个知县俨然就是一方小诸侯。即使不同的官员所处的职位有肥瘦之分,他们所获取的收入还是能够反映出个人的实际权力值。 

  那些占据肥缺的官员,权力的衍生力就会强大,他们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和强有力的后台支撑,他们能够将权力的枝节伸展得无孔不入。反之,那些清水衙门的官员,权力的衍生力也相对较弱。 

  所以说,最后为“灰色生存”埋单的还是那些手无寸权的老百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共谋者。而那些利用职业之便尽享“灰色收入”之利且安之若素者,可以说是权力集团内部最大的蛀虫。 

编辑:刘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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