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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4

时间:2012-09-09 14:35   来源:中国台湾网

  当我上午8点左右醒来的时候,我就阅读所有的电报,并在床上口授大批发给各部及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和指示。这些备忘录和指示一经口授完毕就陆续打印出来,立即交给战时内阁副秘书(主管军事)兼我的驻参谋长委员会的代表伊斯梅将军,他每天清晨都来见我。这样,当参谋长委员会在10点30分开会时,他就有许多书面的东西带给他们。他们在讨论总的形势的同时,是充分考虑我的意见的。这样,在下午3点至5点,除非我们之间有某些异议需要进一步磋商之外,一整批由我或由各参谋长发布的经过我们大家同意的命令和电报就准备妥当了,就可以解决那些需要马上决定的事情了。

  在总体战中,很难在军事问题和非军事问题之间划出什么明确的界线。军事参谋人员和战时内阁人员之间所以没有发生过这种摩擦,主要是由于战时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的为人。这位前桂冠诗人[4]的儿子,不但是一个孜孜不倦、十分称职的工作人员,而且是个具有非凡的毅力、才干和优美风度的人,在他的性格中丝毫也没有一点忌妒心。他最关心的是,战时内阁秘书处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尽最大的能力为首相和战时内阁服务。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自己的个人地位,在秘书处的行政人员和军事人员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龃龉。

  在遇到较大的问题或意见分歧时,我就召开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最初是由张伯伦先生、艾德礼先生和海陆空三军的大臣组成的,并由三军参谋长列席会议。这些正式会议在1941年以后就越来越少。[5]由于政府机构的工作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我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三军参谋长出席的战时内阁的日常会议是不再需要的了。因此,我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举行后来在我们之间所谓的“星期一内阁检阅会”。每逢星期一,就召开一个相当大的会议——战时内阁全体阁员、海陆空三军大臣、国内安全大臣、财政大臣、自治领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新闻大臣、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的长官都参加。在这些会议上,每个参谋长轮流报告过去七天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接着,由外交大臣叙述外交方面的种种重要事态发展。在每周的其他日子里,战时内阁单独开会,一切需要决定的重大事情都提到会上讨论。其他大臣则主要是在讨论与他们主管的事情有关的问题时才出席。战时内阁阁员统统传阅有关战争的一切文件,并且阅读所有由我发出的重要电报。由于信任的程度日益加深,战时内阁就不更多地干预作战的活动了,尽管他们对战事是密切注意和充分了解的。战时内阁阁员几乎替我承担了内政和党务的全部重担,从而使我从其他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处理主要问题。关于所有未来的重大军事行动,我总是及时同他们商量;他们虽然是很仔细地考虑有关战争的问题,却常常要求我不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而且的确有几次在我正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的时候,他们阻止了我。

  我从来没有打算使国防大臣的职务体现在一个部里。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就需要立法手续,而我在前面谈到的一切微妙的调整——大都是依靠个人的善意而自行解决的——就不得不经过不合时宜的制定宪法的自由讨论之后,才能得到解决。不过,在首相的亲自领导下,是设立了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组进行工作的,这个组在战前是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领导军事组的是伊斯梅将军,并由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担任主要助手,另外还有一批从三军中特别选拔出来的青年军官。这个军事组就成了国防大臣办公厅的参谋处。我对这个组的成员感激不尽。随着战事的进展,伊斯梅将军、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的军阶和声望不断提高,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调换过工作。在这样一个与机要事务如此密切相关的圈子里,调职换人是不利于连续地和有效地处理事务的。

  参谋长委员会议经过初期的一些人事变动后,几乎保持了同样的稳定。1940年9月,空军参谋长纽沃尔空军元帅任期届满后,调任新西兰总督,他的职务由大家公认的空军名将波特尔空军元帅接替。波特尔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同我共事。于1940年5月接替艾恩赛德将军职务的约翰迪尔爵士,在1941年12月随我前往华盛顿之前,一直担任帝国总参谋长。其后,我派他担任我和美国总统联系的私人军事代表兼我国驻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他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关系,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成了宝贵的纽带,当他两年之后殉职时,他享受了无比的荣誉,安葬在阿灵顿公墓——这个烈士纪念堂在此之前是专门用来安葬美国战士的。艾伦布鲁克爵士继迪尔爵士之后担任帝国参谋总长,并和我共事一直到大战结束。

  从1941年起,在大约四年的时间里——其中最初的一段时期是在许多不幸和挫折中度过的——在三军参谋长和国防部参谋人员这一小部分人中,只是由于海军上将庞德的殉职,才有过一次变动。这在英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罗斯福总统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也达到了同样程度的稳定性。美国三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和阿诺德将军,后来又加上李海[6]海军上将——从美国参战之日起便开始在一起工作,并且从来没有变动过。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当时建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因而这对大家都有难以估计的好处。同盟国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前所未闻的。

  我不能说在我们内部从来没有发生过意见分歧,但我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之间滋长了一种谅解,那就是:我们要彼此说服,而不是压服。其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得助于我们讲的是同一的术语,拥有一大套共同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在这个变化无常的局面中,我们的行动就像一个人一样,战时内阁授予我们更多的自行处置之权,并且始终如一地坚决支持我们。“大礼服”和“黄铜帽”[7](会把事情弄糟的讨厌字眼),也如同上次大战时的政治家和军人一样,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不和。我们的确是亲密相处,而且建立了友谊,我相信大家是非常珍惜这种友谊的。

  战时政府的效率,主要是取决于最高当局发布的决定是否真正得到严格地、忠实地和及时地遵照执行。由于战时内阁对于我们所致力的基本目标抱有巨大的诚意、理解和坚定的决心,所以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我们在英国做到了这一点。按照给予的指示,船只、军队和飞机行动起来了,工厂里的轮子转动起来了。由于采用了所有这些方法,由于大家对我表示信任、宽容和衷心拥戴,所以我不久就能够对战争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发出全面的指示。这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局势是那么的糟糕。这个办法被大家接受了,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到死亡和毁灭是多么地近在眼前。不但是个人的死亡——人生终有一死——近在眼前,而且关系无比重大的是,英国的生存、英国的使命和英国的光荣也处在千钧一发之中。

  如果不把我个人发给美国总统和其他国家与自治领政府首脑的一系列函电加以解释,就不可能充分阐明在全国联合政府领导下制定的政府施政方针。我必须叙述一下这些函电。在内阁作出有关政策的特别决定后,我就亲自起草和口授文件,大部分是按照发给朋友和同事的亲切便函形式写的。一个人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总是能够表达得好一些的。我只是偶尔才事先向内阁宣读函电的内容。由于我知道他们的意见,所以我放手进行我的工作。我同外交大臣和外交部自然是密切配合的,任何意见的分歧都是在一起解决的。我把这些电报交给战时内阁的主要成员传阅(有时是在拍发以后送去传阅的);凡是同自治领大臣有关的,也送给他们阅读。在拍发电报之前,我自然要各有关部门把我的要点和事实核对一下,所有的军事函电几乎都是通过伊斯梅之手送给参谋长委员会的。这种通信同大使们的正式联系或工作毫不抵触。这事实上成了洽商重大事务的手段,在我指挥战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次于我担任的国防大臣职务,有时甚至还过之。

  经过遴选而处在我周围的人,完全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对于我起草的函电几乎一致表示同意,这就使我日益增加信心。比方说,同美国当局的一些分歧,在第二级是无法解决的,但通过最高一级的直接联系,往往在几小时内就解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最高一级处理事务的效率确实显而易见,因此,我就倍加小心,不让它变成为处理部一级的普通事务的方法。我曾一再拒绝我的同僚们要求我亲自就重要的细节问题致函罗斯福总统。如果把这类问题不恰当地纳入私人的通信中,那不久就会破坏私人函电的机密性,从而破坏它的价值。

  我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渐渐地变得如此密切,以至我们两国间的重大事项实际上是通过他和我之间的私人函电往来处理的。这样做法,我们便获得了充分的谅解。作为国家的元首,同时又是政府的首脑,罗斯福在各个方面的发言和行动都是有权威的;而在使战时内阁同意我的意见的情况下,我也几乎能够同等行动自由地代表大不列颠。这样就获得了高度的配合,而且大大节约了时间和减少参与其事的人数。我把电报送交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它通过特别的密码电报机直接同白宫的总统联系。获得答复和解决问题的速度是以小时计算的。我在傍晚、夜间或者甚至是清晨2点拟就的一切电文,都能在总统就寝以前到达他的手里;当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的答复往往就回来了。我总共发给他九百五十份电报,收到的回电大约有八百份。我觉得,我是在同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保持联系,这个人同时是一个热心的朋友,一个在我们共同努力的崇高事业中站在最前列的战士。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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