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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九成的商业税进了谁的口袋

时间:2012-06-20 20:03   来源:中国台湾网

  陆二烧灯草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有个叫陆二的人见街坊有人因为经商致富,便决定利用家乡的资源去A处卖灯草(即灯芯的原料),他雇了一艘船把灯草放到船上直奔A处而去。

  “陆老板,前边有个收费站!”船老大的声音传来。“这么快呀,到收费站了!”“不是,七天前刚设的!听说是知府刘大人设的。”“哦,交吧。”

  陆二并没有当回事儿,命手下人出面交税。他懂法,税率是三十税一。船上的草价值8两银子,交税二钱六,再加上各种费用四五钱银子够了。随后,陆二便叫小伙计陆炳拿了壶酒,端上一盘牛肉准备小酌一番。酒刚斟上,船老大走了进来,“陆爷,税款交了。”“船老大,来来来,坐下,咱们喝口!”船老大笑了笑,也坐在了船舱内。

  二人举杯欲饮,就听船夫高喊“收费站到了,交税!”陆二一愣,“船老大,怎么又到收费站了?”“哦,对了对了,这是王知县设的收费站。”“哦,陆炳,你去交吧。我跟船老大喝酒。”二人对视而笑,“唉,这年头只要是能跟官府靠上边儿,他就能收税!”“是呀,是呀。来来,咱们喝一口!”二人一饮而尽。

  陆二手中的酒盅还未放下,就听船夫嚷道:“收费站到了,交税!”“啊!”陆二脸色一变,“船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儿呀!”“这是京城回家休养的赵公公设的收费站,人家可是京城的人呀,不敢惹呀,交税吧!”陆二阴沉着脸,从包袱中取出四钱银子交给了船老大。船老大起身出去,不一会儿回到船舱二人继续饮酒。

  你一言,我一语,家长里短话不尽。就在这时,一人高呼“交税!”陆二手中的酒杯猛地往桌上一放,“这咋又到收费站了呀!”“你不知道,这是前边正规收费站临时增设的临时收费站。”“临时多久了?”“好像临时了七八年了吧。你是第一次做生意,所以不知道!”“这、这,唉,没办法,交吧!”

  陆二和船老大就这样一边吃一边交税,结果一百多里的水路有十来处收费站,陆二为此交了足有四两银子。陆二的心拔凉拔凉的。这船灯草价值八两,收税四两,买草和雇船以及路上的花销也有四两。这家伙,自己这次买卖不要说赚钱了,不赔已经阿弥陀佛了。

  陆二端着酒杯的手在颤抖,他的心在滴血。这时,又听有人高声喊“收费!”陆二哎呀一声,手中的酒杯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这可如何是好啊?赔了,赔了!”就在他手足失措之际,船老大一拍他的肩膀,“喂喂,陆老板,咋了?不是收费站到了,是‘首飞山’到了!您上岸休息休息吧。”

  “啊?‘首飞山’,我呸,怎么和收费站谐音呀。”陆二和船老大、陆炳等人上了岸。此刻,陆二再一看京杭大运河上的船只更少了,他不禁问道:“船老大,前往A处还有多少个收费站呀!”“陆老板,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收费站天天都在增,刚才经过的那个收费站,上次我路过的时候还没有呢。保守估计还有十处吧!”“啊!”陆二一听,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沉思良久之后,陆二颤抖着说:“陆炳,你去把船上的灯草全都放到岸上来!”“为啥?”船老大和陆炳都非常好奇。“烧了吧!”“烧了?咱们辛辛苦苦的……”“别说了,你们想想,前后二十多处收费站,光收费站就要去了我们八两多银子,除去往返船费、吃住、买草的钱,如果我们再继续走,那可就赔大了。如果想不赔就得把这船灯草的价格提高到20两,而A处的价格是八两,你们说我们能卖得出去吗?总而言之都是赔呀,倒不如烧了它,我和陆炳从陆路走回去。这样的话,也许就只赔个一两。唉,早知买卖这样,我就不做了!”

  如果不是明代人周辉,在他的《金陵琐事》中记载下陆二的故事。今人恐怕很难明了明朝后期贪官污吏对小商人的压榨有多么严重。万历年间,是明代商业受到压制比较严重的时期。即使如此,因为前后皇帝们或无所作为或治国有方,商业并没有因此衰落,仍然螺旋式上升着。明朝后期中国商业的发达的主要表现为:东南沿海发达的走私经济和海盗经济、边关的贸易、盐茶产区的走私经济、江南丝织棉贸易、京杭大运河沿线贸易。

  然而,这些地区也是受盘剥比较重的地区。例如,京杭大运河除了运军粮和政府摊派的粮食之外,商业粮食和其他商品的运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商税主要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货物税(商税,针对货物征收)。洪武年间除了农用工具和教育用品不用缴税外,其他都需要缴税。收税额度是商品售价的三十分之一。税收收缴是除北京、南京、凤阳这个三个都城外,当时的一线城市都由朝廷委派的税收人员负责,二线城市以下则归各省负责。地方商税是小部分上缴国库,大部分留做地方财政支出。

  第二类是船钞(通行税,针对交通工具征税,户部征收)。1423年明政府开征船钞,之前则征收通行税。明政府在南京到淮安、淮安到徐州、徐州到济宁、济宁到临清、临清到通州这五段,对运载能力在100石的船只,每过一段行程征收税款100贯钞(折银1.25两)。收税站设在扬州、淮安、临清、河西务、九江、杭州、浒墅关。征收船钞后,除了临清外,其他大部地区都不再征收通行税。

  第三类是抽分(特别商品税,工部征收),即对木料、竹子、麻、桐油、铁、煤、木炭、钉子、铜线等制造船只等交通工具所用的物品进行征税。收税站一般在北京、南京、淮安、正定、兰州、广宁、荆州、太平、芜湖、杭州等地。除了北京有四个收税站外,其他地区都是一个。

  第四类是货物堆放许可税(门摊税,对货主征收):货栈、货摊每三个月缴纳一次许可税,征收方式是由该地行业协会中的头面人物(会长)收缴后交给地方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税收机关人员、征收种类越来越多。每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多达上百名,如果加上相应的保安队伍,每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多达数百人。征税的品种,包括奢侈品(如丝织品、高级瓷器)、进口商品(香料等)、日常用品(草鞋、手绢、西瓜、大葱等我们今天常见的东西),多达两千种。对这些商品都作了细致的税收规定。例如:

  药材每斤、白小碗每十五个,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二百文;荔枝、圆眼、冬笋、松子、桐油、柏油、黑砂糖、蜂蜜每斤,腊胭脂每两,土粉、土硝、硷、松香、墨煤、麻、肥皂末香槐花、胶枣、鸡头、螃蟹、蛤蜊每十斤,干兔、鸡、鸭每只,白茶盅每六个,甘蔗、藕每十根,竹箸每一百双,竹扫帚每十把,蒲席每领,杂毛小皮每张,毡、帽每个,草鞋每十双,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一百七十文。

  明朝初期,朱元璋要求不对日常生活用品征税(丧葬用物及舟车丝帛之类免税,又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免税),到了中后期几乎对所有东西都征税。很显然,税收对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很大。再加上明朝施行政府官员低薪制度,特别是吏役没有薪水,这种制度的负面作用比我们今天某些行业的“低底薪高提成”更甚。

  由于税收的多少与吏役的收入挂钩,因此,他们在积极征税的同时,必然勒索克扣,甚至对一些战略物资强行征税。明政府不得不在1469年规定:对于执行政府任务的运粮、运物资的漕运军船不得征收船钞。起初,吏役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漕粮等征税,只是对漕运粮船上的船员所带的自备粮草、燃料征税。但其后,随着吏治的腐败,吏役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明政府对吏役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没有察觉,也数次明文禁止这种行为,然而,基层政府的运作要靠他们,而他们不征税就没有收入来源,那他们的积极性从何而来?所以,最终还是老样子,役吏们仍然无法无天,商业税征收的地点越来越多,直到明朝灭亡。

  皇家田庄的宦官们见征税大有甜头,便纷纷私设征税点。为此,1502年明中央政府明令禁止此恶行。

  同时,征税时暗中索取、罚款、强迫捐献等事情也屡禁不止。

  还有严苛的惩罚偷逃税的措施,例如:税收清单上的商品有一件没有缴纳税款的话,清单上的所有商品都要双倍缴纳。而且征税的随意性也很大,税如何征、哪些该减免完全由征税官员做主。

  此外,重复征收严重,例如从河西务到北京这一河段上就有三个收税站。

  明中央政府和皇帝本身为了某项事务,也往往强行向商家无端征税,美其名曰“捐献”。例如1465年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吴琛就建议对通州、徐州的船只征收“济漕”费,也就是要求商家无偿帮助官家的漕运。理由就是为了国防建设,“国”好了他们自然就好了。

  明政府既然如此大规模、大幅度地征税,那么,税收成绩肯定很好了。然而,从数字上看,商业税并不多,例如1488年,全国的货物税和通行税总计4600万贯钞。该年钞和银子的比价是1贯折合0.003两,因此,折银为13.8万两。

  1544年,全国的货物税和通行税总计5200万贯钞。该年钞和银子的比价是1贯折合0.005两,因此,折银为26万两。

  然而,万不可被假象迷惑。真实的税收则远不止26万两。因为上述征税的弊端,真正进入中央财政的税收不及真实税收的十分之一。据黄仁宇先生估计,每年光在京杭大运河上运输的棉布价值就高达50万两。而棉布只是十种大宗商品中的一种而已,况且棉布与木材、食盐、粮食等相比,其每年运送的数量要低得多。因此,全年实际上的商品货物价值,估计1000万两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保守估计,每年仅货物税就可以征收33万两,比全国的商业税收还要多,即使我们承认十分之一这个数字,那么,其余十分之九的税又跑到了谁的口袋里去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政府(各级、各种权势人物)的税收盘剥外,商人中的官僚商人、与官员联合的巨商富贾和走私者的偷税行为,都是造成税收不能进入政府口袋的原因。

  更为严重的是,走私经济下许多商人的财富在短时间内膨胀,不但使税收出现问题,更使“官斗不过吏,吏受制于商”这种现象成为常态。因为,官一般是外派的,而吏则是当地人,官要是想做事只能靠吏,而吏的收入则需要搜刮民脂民膏,这样商人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吏的“老板”。到后来,商人甚至到了影响地方政局的地步,而这又加强了“白银帝国”的负面因素,从而使晚明亡于商人的证据更加充分了。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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