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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斗不过商

时间:2012-06-20 20:02   来源:中国台湾网

  顾尚书与邹百万的冲突

  嘉靖年间,无锡有三大富人,分别是邹望、华麟祥、安号桂。顾尚书荣僖公因为“丁忧”回转家中,一日乘坐官轿正行进在路上。突然,轿子后面一阵惊扰。顾尚书掀开轿帘一看,只见一顶极为华丽的轿子飞快地奔来,后面还跟着一溜这样的轿子,飞快地超越了顾尚书的轿子。顾尚书仔细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轿子里的人全是和尚。

  顾尚书连忙询问这是怎么回事,随从忙说:“无锡首富邹望的老母亲死了,听说请了一百多位僧人为她超度,来来往往皆用这种轿子接送。”“啊!好有钱呀!”顾尚书发着感慨回到了家中。刚一进屋,就见管家慌慌张张地迎了上来,“大人呀,咱们西大街的老宅子被邹百万给扒了。”“什么!”顾尚书勃然大怒,“好你个邹望,人家怕你,我是尚书我可不怕你!拿着我的帖子去知府衙门告他,不把他法办了我这尚书白当了!”

  果然,没有多久,邹望就被捉进了大牢。然而,令人奇怪的事情出现了。邹望被抓的那天下午,无锡城里的所有买卖人纷纷罢市要求释放邹望。知府一听连忙放了邹望,商户们这才陆续营业。顾尚书见此情景不禁大怒,知府也知道无法交代,连忙来到尚书大人的家中请罪。

  “顾大人,卑职实在是挺不住了呀!这全无锡的商人如果罢市的话,朝廷知道了,不但我吃不了兜着走,就是您恐怕也要挨批评呀!”

  “这邹望就这么大的能耐?”“嗯,是呀。您不知道,无锡有三大富,这三大富平日里交结广泛,就是京城里的达官显贵们都与他交好。自从抓了邹百万之后,那两个大户也给我捎信来,如果不放了他,全无锡所有商人都要罢市罢业。”“这么厉害呀!”“是呀。您还不知道呢,听说他们还发了话,您的家人只要在无锡买东西,无论是蔬菜水果鱼肉布匹,所有商人都不会卖给您!”

  “胡说!我不信!”顾尚书连忙派家人到无锡街头去买东西,哪成想果然各个商家一听说是顾尚书家的人买东西,无论出多高的价钱也不卖。顾尚书听闻此言,默默无语。这时,门卫拿着一封信来到会客室,“老爷,刚才有一封信扔到了咱们家的门口,看信封好像是给您的!”顾尚书接过信来一看,直吓得脸色苍白:“快,速速命衙役捕快来我这里保护我!”

  “顾大人,并非我不愿帮您。跟您说实话吧,今天来拜访您,您知道我为什么要骑马而来吗?”“不知道。为何?”“您不知道呀,今天衙役轿夫听说是来您这里,纷纷说病了不来呀!”“啊!”顾尚书呆若木鸡,“人们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看来真是如此呀!我堂堂一尚书今日败矣!”

  究其顾尚书失败的原因,乃在于交通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达、商人势力的强大。商人强大之后,结合自宋代以后出现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历史事实,便形成了“官斗不过商”的情况。吏是当地人,且工资不由财政支出,全靠盘剥百姓和商人贿赂,自然形成了依赖商人的情况。而不仅仅是吏,后期的官与官斗、皇帝与官斗,斗的背后都站着商人。

  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曾经对商人势力进行过抑制,但效果并不好。例如,万历年间尽管对商业的剥削比较严重,但明代中后期的商业仍然总体上获得了长足发展。在万历时期,商人不但已经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朝中已经培植了强大的代言人势力。魏忠贤和东林党的冲突,其实就是皇权与商人势力的斗争。到了明朝后期,特别是南明政权时期,商人(更具体地说是官商)已经把控了朝政。

  商人把控中央级的朝政可以说是在天启、崇祯朝非常明显。但早在嘉靖年间,一些地方政权就已经被商人垄断,地方政府官员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听命于富商巨贾,无锡邹望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

  明代中后期国内贸易随着交通的发达,以前南北货物难以大规模交换的现状被彻底改变。南方以卖方身份出现在北方市场,主要供应丝织品、瓷器、棉布、木料、纸张、漆器、有色金属、皮革等。北方输出的商品大多是棉花、羊毛纱线。

  商业的高度发达则直接促进了城市发展,例如淮安因为运河而兴盛,它被荷兰大使霍姆在1644年称为“中华帝国的第八大城市”。

  除此之外,就像今天的深圳在十几年间由小渔村变成大城市一样,明代京杭大运河的繁荣,也使得一些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成为皇帝心目中重要的地方。例如,因为大运河的徐州段水流比较急,为了行驶安全,政府便修建了一条备用运河,1587年在这条备用运河的某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名叫“夏镇”的地方。而17世纪初,皇帝便派了一名亲戚坐镇此地专管收税。

  在万历、崇祯年代,由于水路交通的大发展,国内贸易、国际贸易的兴盛,中国逐渐形成了十五大城市,它们是:北京、南京、杭州、镇江、广州、福州、苏州、上海(当时称松江)、淮安、扬州、临清、济宁、扬州(主要是今天扬州下辖的仪征市,当时称仪真)、芜湖、景德镇。城市的发展又带动了官与商的合流,最终到了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的出身虽然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但他们对于商人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那个时期,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是商人出身。

  仅拿明代晋商典型的张家、王家为例。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礼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张四维之所以成为首辅,在政治上,靠的是他舅舅王崇古(兵部尚书、陕西总督),而王崇古的爷爷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政;在经济上,则靠其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岳父王恩、大舅子王诲、二弟张四教、四弟张四象等这些大商人。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哥哥王崇义、从弟王崇勋、伯父王文显、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盐商。

  张家、王家在联姻的同时,还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自强的兄弟马自修也是大商人。三家联合几乎垄断了当时的盐业市场。以至于御史永郜为此愤怒地说道:盐法之所以败坏,就是被权势之家所垄断。因此,官商家族成为明代非常明显的特征,也是商人与官员进行争斗的后台。

  商人的势力增强并不仅仅表现在官商一体化以及官商斗争上,更体现在商人的生活方式、思想上,商人的经营方向影响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这又是晚明出现社会风气奢靡化的根本原因,也是败明的原因之一。

  引领风尚的明代商人

  男不男女不女的明末读书人

  万历年间的苏州城内,铺户兴旺、买卖兴隆。在各色商铺之中,许多商人、富家子弟、读书人、官员流连其间。举人李乐在书童的几次催促下,终于放下了书本来到大街上散心休息。书童李来一边走一边说:“少爷,今天出来可不能白出来呀,再过几天就是老太太的生日了,您可得买些东西呀。龚春瓦瓶现在非常有名,不如买一个吧。”“龚春瓦瓶?什么牌子?”

  “哎呀,少爷,您真是读书读死了。龚春、时大彬两个人是现在做瓦瓶最好的两个人,他们做的瓦瓶光滑如玉、细腻温润非常好,每个都能卖到二三两呀!”

  “啊?二三两?要知道二三两银子,那可是农民要一年不吃不喝才能积攒下来的呀。这么贵重的东西,咱们买它作甚。”李乐一口回绝。李来听罢,沉思一会儿,又道:“那就买个胡四铜炉或赵良璧锡器,一两银子就行。少爷,人家大门大户都买这些东西,咱们如果没有,还不让人家笑话。”

  “不行不行,我们读书人应该俭朴持家。那些奢侈品给人带来的无非是感官享受,它只能给那些内心空虚的人充门面,像我这样自信的人根本用不着那些东西。”

  “哼,俭朴现在被人看做是陋习呀。就是那些贫民、农民都买这些东西,咱们能不买?”

  “啊?”李乐大吃一惊。“现在的人都这么富?”

  “哪呀,他们买的都是假的,样子一样而已。比如何得之扇面吧,那真的扇面可以用数载,是用宣纸、真竹做的,假的用的只是普通纸、竹篾而已。”

  “哈哈哈,既然天下人都在买假冒产品,我买了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李乐正在说话间,突然,眼见前方红霞一片。李乐仔细一看,发现这片红霞原来是一大群读书人,他们个个身穿红色、紫色的衣服成群结队地去郊外游玩。李乐痴呆呆地看着,“这些非男非女的中性人都是什么人?”

  李来一看乐了,“这些人是去参加虎丘书会的。”

  李乐听罢,只是轻声叹了一口气,“回吧”。整晚李乐都没有睡着,他在辗转反侧间,苦想着:如此下去,世人不知道简朴,全都追逐奢华,仁义礼智信将何处所存。读书人本来应该安守清贫,可如今也追随时尚,唉......

  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睡的李乐擦了擦眼泪,不禁吟出一首诗来,诗曰:昨日到城廓,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李乐是一位传统的儒家子弟,对信仰很执著。然而,这种人毕竟是少数,根本无法阻挡社会潮流。因为商人势力大增,他们开始由顺从风俗,逐渐变为影响甚至引领风潮。明代中后期的商业非常兴隆,商人出售的产品逐渐超越了日常用品的范围,奢侈品增多,逐渐引领了社会时尚甚至影响了民众的生活。

  例如,万历之前制鞋一般都是妇女的工作,万历年间则有了男人从事制鞋业。那时,南京桥夫营的鞋业非常发达。以前的鞋非常笨重,后来出现了比较轻巧的蒲鞋。一位姓史的外地人来到了南京,他用黄草编的鞋非常漂亮,富贵之家争相购买,之后平常人家也买这种鞋穿。

  再比如,上海地区原本没有夏天穿的袜子,一年四季都是毛毡袜子,直到万历年间才开始出现布做的袜子。还有其他一些稀奇事物,直至影响到今天的百姓生活,例如吃河豚等。

  商人在给民众带来生活方便的同时,对当时的基础建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商人对于当地建筑业、交通业的投资首先是为了自己经商方便,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例如商人对于商路的开拓,给百姓出行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开辟商道对于经商意义重大。例如,自唐代开始就出走四方的徽商,不断地将食盐、茶叶、木材、布匹、文房四宝等,贩往长江沿岸的安庆、九江等交通口岸,在当地收购桂鱼、生猪、植物油等特产销往徽州山区。在这条商路上,有不少地区当时尚未开发。徽商为此修路、建桥、挖水井等,对当地的生活和经济、文化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他们逐渐开辟了数条商路,其中一条就是:由徽州(今安徽黄山市)经祁门、石台向东,经过三县交界的仙寓山榉根岭之后,沿石台边境进入东至县,过了鸡头岭后走设源到排篷的三建桥。由此分道:一路经过大蜈蚣岭走洋湖,向西到东流县,向北从小路嘴、雁汊到安庆或沿江上行至武汉等地;一路经小蜈蚣岭过葛公、高岭、尚合、徐村,到达东至县城,再翻过县城西的梅山通往福建、广东。

  与此同时,一些介绍商路的书籍成为商人经商时的必备手册。例如,《明一统路程图记》[明隆庆四年(1570年)休宁县人黄汴撰,又名《图注水陆路程图》,《新刻水陆路程便览》,《士商必要》],《天下路程图引》[明天启六年(1626年)憺漪子编,又名《士商要览》],《士庶备览》,《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拨锦》,《天下四民三台万用正宗》,《天下民家便用万锦全书》,《水陆路程》,《新安原版士商类要》,《士商类要》,《寰宇通衡书》等。

  上述这些商路图书,除了为商人带去便利外,更弥补了正史的诸多不足,提供了不少正史没有收录的行程路线图。例如《明一统路程图记》收集水路路线143条,陆路路线100条,除了南北二京至十三省驿路外,又收录了水路路线127条,而且标注了各个驿站之间的距离,非常便于客商使用。

  为了便于记忆,这些商路图书还将一些地名编成歌谣。例如有一首《水程捷要歌》说的是从徽州到杭州的水路里程: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橦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为了让商人能够在目的地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了解当地风俗,更重要的是了解当地的基础建设、物产,从而更有利于经商活动,这些商路图书往往对风土人情、酒店旅馆、治安状况等都有详细的记述。凡是商旅外出所需的常识,诸如山川险夷、物产出处、行程风险、水旱码头、牙侩好坏、门摊课税、名胜古迹,乃至轿夫船户是否可靠,沿途食宿是否卫生,皆有记述。

  因为海陆交通路线的开辟,明政府又大规模地开发交通工具、构建交通设施、完善交通管制机构,这些直接促进了大规模的商品流动,海上贸易的发展还使得明朝的商品如茶叶、丝绸、瓷器等远销到欧洲。

  在这些商品中,有三大商品对于明朝的经济乃至国家安全产生了巨大影响。限于篇幅,本书仅对盐茶贸易进行介绍,对于丝绸布匹贸易的情况留待以后介绍。

  第二回 明代的抢盐风波

  盐在历史上极为重要,自汉代开始就属于专卖商品。在封建社会,盐茶税是从狭义商业税中分离出来的。专卖制度形成了盐的暴利,进而使得国家税收大大仰仗于盐。盐税比农业税更为重要,它是明朝第一大税种,占了整个税收的一半左右。

  因为专卖,就培育出了官僚商人的代表——老晋商。官僚商人垄断商业、控制朝政,在他们的压制下,盐业走私经济发达,又造成大量税收流失,盐成为官商民争抢的对象。为此,我们可以给本节做一个小结。

  盐的重要——盐业专卖——盐业暴利——暴利下的走私——盐政体制的不合理——官僚体系无力杜绝走私甚至与走私合流产生腐败——国家税收大规模流失。

  重新认识盐:被盐商打破的权力平衡

  张居正爱才不爱德

  盐看似普通,其实是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在历史上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明朝名臣庞尚鹏就是因为得罪了盐商而被罢了官。不过机会再次降临到他头上,万历四年(1576年)庞尚鹏被重新起用,任福建巡抚。这在许多人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这一年,张居正得了一场大病,一方面原因是权力斗争愈来愈严酷,一方面原因是一条鞭法在实行过程中因为用人不当出现了不少问题。为此,张居正忧心忡忡。有人举荐一位德才兼备的大臣庞尚鹏前往江南再推一条鞭法,张居正闻听连连摇头:此人我是知道的,是位能臣,但我决不用他。

  “为何?”来人非常诧异。“我用的人必须要有才。”“庞尚鹏就非常有才呀,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人。”

  嘉靖年间,广东南海人庞尚鹏奉旨巡按河南,他可是嘉靖年间著名的廉直官员。河南的一些贪官一听庞尚鹏来了,不是称病就是辞职,或者是赶紧请求外派。巡抚蔡汝楠一看,傻了。这可咋工作呀!庞尚鹏一看,微微一笑:“蔡大人,人们常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官员也不再多而在能干!只要你我同心,和其他同僚合作自然不会耽误工作!”蔡汝楠一听连连点头:“对呀对呀,你我定会好好合作。”

  一年后,双方合作甚欢。对于河南的工作嘉靖皇帝也非常满意。可就在这时,河南忽然发生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困苦不堪。巡抚蔡汝楠眼见此情此景,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盘算。如果这个时候告诉皇上河南遭灾了而且损失惨重,很有可能皇上之前对河南的好印象就都没了。

  为此,蔡汝楠决定献白鹿告知天降神鹿于河南,河南黎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庞尚鹏一听,双目紧紧地盯着巡抚:蔡大人,天灾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损失,尽快恢复百姓的正常生活。不能为了自己的官帽而去造假,敬献白鹿骗皇上高兴。同僚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很可能不会揭穿你,但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样对得起百姓吗?

  蔡汝楠闻听,面露惭愧。庞尚鹏这样做令河南官员为之敬佩。到后来,庞尚鹏被任命为浙江巡按,在七年里他眼见地方官吏鱼肉百姓,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利用国家漏洞偷税漏税,为此庞尚鹏首先将他们一个个地法办。其次,针对赋役名目繁多、负担不公、偷税漏税现象,先后推行了里甲均平法、十段锦法、一条鞭法(庞尚鹏是第一个在全省推行一条鞭法的封疆大吏),逐步将人丁收税改为按田地收税,因为效果显著,南方的其他地区纷纷效仿。因此,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之前,南方许多省份已经施行多年。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张居正说着,看着来人,“但我有不能用他的理由。”“什么理由?”“他不是我的人,而且不听话!”“哦。”来人沉吟良久,“我知道了。唉,既然您不能容他,那我也不好说了。那您休息,我回去了!”来人说完起身告辞。出了张府,来人冷笑一声:“张居正呀张居正,你虽为能臣良相,但权力之心过重。不论忠奸善恶,唯马首是瞻者可得荣华,你这样做,你的政策能推行得长远吗!你树敌太多,庞公才德兼备你不用之,那天下必有人对此不服!”

  张居正之所以拒绝庞尚鹏入阁,根本原因是权力之争。其重要原因则在于张居正改革集团内部的核心成员,如王崇古、张四维等人就出身于盐商家族,盐商凭借雄厚的财力影响着政局。庞尚鹏得罪了盐商也就意味着得罪了张氏集团。明政府的盐业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盐商势力的增长。

  因为食盐属于生活必需品,产盐地和售盐地之间的差价极大,使得贩卖私盐自西汉开始非常盛行。西汉对贩私盐者砍掉左脚趾,以后处罚越来越严,东汉末年起凡是贩私盐者无论多少皆是死刑。历朝历代对贩私盐的处罚轻重,多是根据贩盐量的多少而定,但以斤论死刑则成为主流。

  可以说历朝历代对于盐非常看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了政治、经济的走向,更影响了政局的发展。如果不是因为盐,明万历初期的政坛上张居正很可能不会“一股独大”。

  张居正拒绝重用庞尚鹏后没有几年,庞尚鹏便去世了。之前,庞尚鹏被张居正贬职在家,原因就是在著名的“张居正违制”的政治斗争中,他站在了大部分朝臣一边得罪了张居正。在此之前,庞尚鹏还有一次被贬,被贬的原因就是盐。

  庞尚鹏比张居正更早地推行了一条鞭法,对其中的利弊有着更深的认识。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是在全国层面上进行的,并没有具体执行的经验,对于一条鞭法的优缺点体味并不深刻。正是这种不足,使得他过分地看重此法,对反对者正确的意见并没有认真吸取,造成流民在更大范围内出现,最终明朝亡于流民之手。

  朱元璋对盐非常重视。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朱元璋就在被剿灭的张士诚的地盘设立了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盐的生产由灶户负责,进入“灶籍”。洪武时期灶户大概有9.2150万户,灶丁27.0843万人;弘治时期灶户为12.0244万户,灶丁35.1981万人;嘉靖万历时期灶户为8.2502万户,灶丁41.3051万人。按照明代一个灶丁,三个帮贴推算,洪武时期专门从事煎盐的人达百万以上。

  与盐户相关的柴夫、马夫、割草夫、运水夫、其他相关材料的供给者、运输者,以及洪武时期官方主管的大盐和豫晋两省的小盐相关从业者可达200万人以上,如果算上硝盐、军盐的从业者,这个数字还会再增加百万。

  在封建社会,给政府做工是件苦差事,国家可以以各种理由剥夺你应有的权利,所以,灶户的社会地位比较低,逃亡者在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出现,一经发现杖打八十。假如灶户出身的人真的当了官,为了免去贱民的尴尬,买地买田假冒“民籍”,被发现后,官也当不成了,发回原籍重新当灶户。

  明初,盐的生产组织是以“户”为单位的,随着时间的发展,由于生育率、体格等原因(一丁办盐三十引者,有七、八丁亦办盐三十引者),灶户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分化,为了增加盐税收入附带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两淮盐场开始按“丁”征税,随后推广到全国。朱元璋的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并对日后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都有借鉴意义。

  盐自古就是重要的经济物资。商周时期盐业实行自由经营,自秦汉开始官方垄断盐业。唐代中后期,刘晏对盐法进行了改革,商人可以到盐场购买食盐进行售卖。分界销售出现自刘晏时期,引制开始于宋代。盐引就是政府发给行销盐的商人缴纳过路费的凭证。引的作用是区别盐的售价以及卖盐的地界。宋代的盐引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因此,并未实行专卖制度。到了明代,开始实行专商引岸制,即指定商人将盐运到指定的销售地点。

  朱元璋又实行“开中制”,商家负责运粮到边关,政府则给盐引,商人拿着盐引到产盐区取食盐,之后到指定地区销售。实行过程中,以自愿为主,政府不用行政命令强迫,考虑商人利益也较为全面,兼顾了粮食的生产、收购、运输、往返路程的食宿和旅费,以及人工费用等。

  然而,军粮储运地点在北部、西北、西南等边关重镇,而支取食盐的地方却在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为此,商人要想获得利润就需要付出极大的金钱成本、时间成本,以及冒其他不可预知的各类风险,如人身安全和损害健康等。

  盐商获取利润的关键,是每引可兑换的粮食和财政补贴。假如每引的盐无论是淮盐还是浙盐都是200斤,根据距离的远近兑换的粮食数量肯定会不同。例如淮盐,如果运到临濠府府仓则可以兑换5石米,运到通州是2石米。浙盐运到大同、太原、通州可兑换的粮食就分别为0.8石、1石、4石、1.8石。理由很简单,在距离上浙盐产区相对北方更近一些。

  盐引运粮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边关粮食供给。它弥补了明初军事垦田与垦田收入之间的时间差。但因明初朱元璋父子对于军田的重视,以及军田的大规模开发,“开中法”在军粮上的比重不高,否则,朱元璋也不会说出不费民间一粒米的自夸之词。

  所以,在朱元璋时代盐引发放并不多,有的年份一例都没有,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四例。

  但其后随着军田荒废并被文武官员、太监、皇室、官商家族等大规模兼并,军田已经难以供给边关。为此,盐引的发放越来越多,盐引运粮的重要性大大提高。

  其后盐商分化为边商和内商。边商(以陕商、老晋商为主)交钱得到盐引,内商(以徽商、晋商为主)则负责看守盐场和取盐。因此,边商和内商都开始在九边、产盐区(如扬州、杭州等)附近定居。到了弘治五年(1492年)叶淇变革盐法,实行了“折色开中”,商人可以不再运输粮食,只需缴纳银两就可以得到盐引。其后一条鞭法实行,国家又开始实行了赋役代银、边饷银制等制度,最终促使陕商、晋商和徽商等商帮的兴起与没落。

  在国家层面,盐更到了影响国家财政税收的地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直接关系到政府对于各项事务的财政支出。万历年间的户部尚书李汝华统计:国家税收400万两,其中盐税占一半,两淮68万两,长芦18万两,山东8万两,两浙15万两,福建2万两,广东2万两,云南3.8万两。如果加上不进入专门储存白银的太仓库的河南12万两,以及川陕等地的盐税的话,全国盐税达240多万两。

  盐的重要性还在于高额的利润,其利润率可以达到200%以上。正是这一原因,明中后期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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