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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与浙江官员的一次对抗说起

时间:2012-06-20 20:02   来源:中国台湾网

  盐山上长树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月,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叶永盛正在厅堂内休息。突然,书童禀告说京城来了特快专递,是从民营渠道发来的一封信,想抢在圣旨之前先发到他的手中。叶永盛听罢,心中一震,他知道肯定京城出事了。他连忙让送信的人进来,急急忙忙地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邸报。读罢邸报,叶永盛大惊失色。原来,皇帝听信浙江忠义右卫百户宦官高时夏的谎言,说浙江、福建的余盐堆积如山,如果把它们都卖出去的话,可以得到30万两白银。

  信封内还附了一幅画。叶永盛看罢哭笑不得。原来,高时夏为了表示自己的证据确凿,画了一张盐山图。令叶永盛好笑的是,在盐山上竟然长着茂密的大树。“一派胡言,一派胡言!盐山上长树!哈哈,真是千古奇观呀!不,万古奇观!”

  叶永盛为此半年内连续上了五道奏疏。十一月初九第一道奏疏就火药味十足,斥责高时夏、高寀(这个人令人发指的行为我们后文还有交代)等人是危害边关(九边)的群奸,田应璧、吴应其等宵小已经把两淮、蒲解两大盐场给搞坏了。如今高时夏竟然向两浙盐场伸出了黑手,说什么浙江、福建的余盐可以卖30万两白银。他说:福建盐场我不知道情况,两浙盐场的事情我可知道。

  两浙的盐税银送京城14万两,九边9.7万两。但这些可不全是盐的税还包括沿海沙地以及灶户的人丁税,其实真正的盐税不过9万多两而已。而两浙还欠着人家边商4万两银子呢,所谓的盐山全是一些人为了讨皇帝的欢心而蓄意编造的谎言。

  大概不到一个月,叶永盛再次上疏。这次他举起了朱元璋的《大明律》。叶永盛认为高时夏等人之所以盯上两浙盐场,其目的就在于盐走私。因此,他查阅了《大明律》,先后将法律条文给万历皇帝看,像什么杖一百、徙三百里等等。并再次声明:两浙即使“化土为金”也断不会有30万两白银的余盐。

  其后,叶永盛静待了三个多月,但皇帝的回馈还没有来。叶永盛再次在二月底三月初上了第三道奏疏,对万历十九年(1591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春为止的九年零一季的盐引总额进行了统计,一共是322.5979万引,共欠国家和商家99.1557万引。说道:如果真的余盐堆积如山,为了政绩、为了还债我能不卖吗?如今因为两浙盐场贫瘠、海水冲决、逃户严重等原因,实在是难以满足国家的要求。现在为了凑足这个钱数我已经竭尽所能了,只能有1.6万两,太监让我交2.6万两,我实在是办不到,绝对办不到。万岁,您想让国库充盈的想法我理解,但是您不要忘记,国库增加1万两那么供给九边的就少1万两呀,长此以往,九边该怎么办?

  两个月后,叶永盛经历了高兴与绝望的两重天。起初万历皇帝要求查两浙余盐是否真的没有,结果真的没有。但后来,万历又要求按照原计划摊派给两浙15万两,叶永盛再次上书,他说:按照《大明会典》的规定,我们两浙年盐税税收为14万两,如今加派余盐15万两,那就等于我们把给国库的14万两都给了陛下您的小金库内帑。那么九边怎么办?如今九边危急您不可不察呀。臣还听说,您对两淮、河东等盐场可不一样。两淮盐场每年盐税60万,您要求增派给内帑12万,增派与原额相比为五分之一;河东年盐税为19.8万两,增派给内帑不到3万两,增派与原额相比为六分之一。可两浙呢?却是1.2倍,比两淮、河东重了6倍多。此消息一出,灶户纷纷逃亡,商人预见两浙不会再有商卖的盐,所以都不买盐了。如今的两浙真是一片衰败景象呀。如果皇上真的要增派,那我也没办法,那就公平些吧,按照两淮、河东的比例,给我们最多增派2.8万两吧。

  上第四道奏疏后不到一个月,五月二十四日叶永盛上了第五道疏。与此同时,浙江巡抚也上疏说浙江的盐税增加两万就已够多了,为了保证民生,应该按季度分批次交给宦官们主管的内帑。叶永盛这第五道奏疏,基本上属于胆战心惊的自我表白。因为,三个月前两浙盐场的1.6万两白银已经送入内帑之中,可万历没有任何回音,也没有签收的凭据,叶永盛认为肯定是万历生气了,嫌银子少,或者内官私吞了。

  最终,万历皇帝下旨:高时夏以前的奏盐是胡说八道,两浙确实无余盐。但既然我下了旨就不能白下,你们多想些办法给我凑够2.6万两,分夏秋两季交给内帑。

  因为盐的利润极大,通常净利润都在200%以上,因此,引得万千权贵竞折腰。首先进行搜刮的就是皇帝,正如上文所说。其次就是各方权贵。这种事情在明朝中前期就出现过,但因为朱元璋父子时代,法律比较严苛、对宦官的约束较为严格,这种现象并不多见。自成化年间开始,宦官巧取豪夺的案例越来越多。

  本来皇室、王府、官员等政府已经给了相应的食盐配给。但自成化三年(1467年)德王讨盐100引尝到甜头后,又于十七年(1481年)再次奏讨1000引。成化年间,各藩王讨盐的数量一般在1000引左右。即使只按照小引制度,1000引盐也是20万斤,显然这么多盐是吃不了的。那么多出来的干什么?私卖。

  随着私卖现象越来越普遍,到了弘治年间,藩王们讨要的数量则十几倍、几十倍地增加。弘治四年(1491年)兴王奏讨1万引,两年后将纪录大规模刷新的人是靖王,他一下子就要了10万引。其后的弘治皇帝是明君,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或明或暗的制止。从此以后,再次恢复到了千引时代。

  自成化三年(1467年)太监也开始进入私盐运输领域,到了成化十四年(1478年)南京的留守宦官覃力朋贩私盐达到了10万引,得银500多两,甚至武装走私。一次,甚至殴打巡检典史,打死税务官员一名。虽然有刚正廉洁的宦官汪直出面将覃力朋抓捕问罪,刑部也以贩私盐和拒捕之罪判了死刑,但在皇帝的过问下没有被处死。自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宋玉偷卖长芦盐于两淮处10万引开始,太监们则公开进入了卖私盐的队伍。

  成化年间,唯一被处罚的太监就是熊保。因为这小子打死了人,不知道被害者是什么背景,最终惊动了东厂太监,熊保被发配到“南海子”做了“海户”。成化年间太监因为卖私盐打死了人还会受到处罚,但到了万历年间,高寀害死了上百条人命,甚至吸食童男童女脑髓,仍然逍遥法外。

  在藩王、太监先后贩私盐之后,文武官员、地方官绅也陆续加入私盐队伍。结果,国家盐法遭到破坏,最终不得不进行改革。

  不断改革下的真实:从明代七位百姓的悲惨命运说起

  一切都是为了盐

  在山东潍坊,有一个姓丁的人家,有四个儿子:丁一、丁二、丁三、丁四。因为务农艰难且没有办法交足税款,兄弟四个个个犯愁。最终,丁一、丁二、丁三商量好准备卖私盐。丁四年龄小,留在家照顾父母。丁一先找到了一个认识的灶丁于某,于某也因为灶户的生活非常艰苦、社会地位又低,早有逃户的想法。

  于某找了两个好朋友,一个负责盐的搬运、一个负责外联购买生活用品。丁氏三兄弟,丁一负责观察巡检军队动向,丁二负责寻找交通工具和买家,丁三负责接应于某三人、与他们联系。

  盐场周围每隔两三里就有一处驻军,虽然人数不多只有三十个人,但他们经常巡视,只要发现有人形迹可疑一嚷一叫其他营的官兵就会迅速赶来。于某的一个朋友不慎被抓住了,以夹带私盐出场之罪被绞死,他的上司百夫长也因为监管不善被杖一百。

  其他五个人一看没有办法,只好赶着马车逃离了盐场,马车上装着一千斤食盐,按照市价不过三两银子而已。官兵追来,丁三为了保护大家,仗着一身武艺跳下马车与官兵对打,最终被捕。盗盐还拒捕,丁三也被杀。最终马车也跑坏了,四个人每人背着一袋食盐逃走。

  第二天,四人觉得危险已过,这才松了一口气,雇了一艘小船前往他乡。不想船行了没多远,就碰到了收税站。因为没有盐引,四人都被拖到岸上各打了五十军棍,四袋食盐全没收。收税站派衙役准备将四人押回盐场,于某的朋友在船上突然发力,将收税站的衙差打下了船,四人四处逃窜。无奈,于某的这位朋友因为受了伤在逃到一户农家之后,被农家发觉有问题送了官,被斩了。

  丁一走散之后,来到北京城,身无分文。正巧宫中招阉人,丁一便去宫里做了太监。

  于某则在逃亡中,入赘当地之家。结果被官府发现,以“脱籍”之罪发回原地,又发现他盗盐,最终被斩。

  丁二则逃到海上当了海盗,在一次抢劫中被打死。

  唯有留在家中的丁四性命稍长,娶妻生子。但在一次水灾中,儿子被大水冲走生死不明,妻子则被水灾之后的瘟疫夺去了性命。丁四苟延残喘又过了八年,35岁那一年遇大旱,被饿死在家中。不过,临死前他听说了一件令他兴奋的事儿,他那被大水冲走的儿子没有死,在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做仆人。被冲走的那一年孩子5岁,如今已经13岁了。丁四在微笑中逝去。

  不要以为上面的故事是纯粹的瞎编乱造,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明代中后期,普通百姓其实就生活在这样的境况中。

  明代中后期朱元璋盐政体制失败,各种盐业改革措施纷纷出笼。然而,无论怎么改革,百姓的命运仍然是悲苦的,为了几两银子就会铤而走险,从而不断上演人间惨剧。

  朱元璋的盐政体系是盐业走私的根源,中后期的各种修修补补式的改革,根本解决不了盐业走私的问题。那么,有明一代盐业的改革历程怎样?

  明初,盐的运销分为两大系统,引盐系统、票盐系统,它们都有官盐、商盐(客盐)之分。引的含义就是凭证,引目由工部进行制版(铜质),宦官掌握出入,户部盖章后发给盐运司。因为明初战争仍在继续,所以,朱元璋便借助商人之手施行开中制。由商人运粮到边关各镇,边关验收粮食后,由仓管粮郎中发给勘合证明,拿到盐运司进行比对照磨后发给盐引,商人按照盐引领取食盐进行批验后,按照指定销售地区销售食盐。

  盐引分为大引和小引,一般规定是400斤、200斤,但由于各地度量衡较为混乱,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统一为200斤,但随后又改为400,不久又改为200斤。但到了明末,各地标准又开始不一样,200斤、300斤、400斤都有。

  开中制虽然给明代边关稳定、国家税收带来了好处,然而,由于运粮到边关路途遥远、花费巨大,许多商人无法涉足。只有那些距离边关较近省份的商人获得了大利,例如陕晋两地的商人。陕商在是开中制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对它也最支持。

  直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这种状况才出现了转机。这一年,巡按浙江御史李遂建议,因为商人在崇山峻岭间运粮实在辛苦,请两浙的黄岩、长亭、杜渎三场的盐商不必再运粮,而是到收税所按照每百斤税银二分的税率缴税,然后去干白水溪、清溪镇、宁海县三地领取票据。

  李遂又建议,不仅商人可以买卖盐,灶户、军户、民户也都可以买卖。尽管票盐施行地区仅限山区,但因为免去了运粮这道烦琐的环节,各地方政府开始纷纷效仿。最终,两淮盐场也开始施行,由此开中制彻底崩盘。

  隆庆二年(1568年),总理江北等处的屯盐督御史庞尚鹏开始改革盐务。他上奏朝廷:

  国初本来是没有边商内商的区分的,如今居于边疆等待盐引的边商都不愿、也难以再跑到南方盐场去等候支取盐,所以,就把盐引卖给专门守候在盐场等待取盐的内商。内商呢?又很难去边疆办理盐引,所以他们也就乐于买盐引。一个专门负责办理盐引,一个专门等候取盐。

  国初盐法治理得很好,盐的流通非常顺畅,可以速买速卖,国家和商人都可以得利。如今盐法不行,内商手中攥着大把大把的盐引却不能取盐,所以都不愿意买盐引。这是他们的原因吗?不是,是形势逼得他们不敢买。为了生计他们便减价卖掉盐引,这样连锁反应,边商手中的盐引也就卖不出去了,结果边商办理盐引也不积极了。

  其后,边商为了改变于自身不利的局面,因为他们运粮到边关的投入需要及早收回,因此急于卖掉盐引。而内商却没有这方面的冲动,可以慢慢地讨价还价。为了制衡内商,边商又建议开发河盐。结果,边商、内商发生激烈冲突。

  庞尚鹏对此进行了居中调解,对于这种违反朱元璋时代“开中纳粮支盐法”的内商、边商情况,他并没有反对,还为此规定了三种取盐卖盐凭证的价格。

  到司勘合的票据,淮南盐定价0.7两,淮北定价0.6两;起纸关引的票据,淮南盐定价0.8两,淮北定价0.7两;盐引票据,淮南盐定价0.9两,淮北定价0.8两。

  由此,陕商没落,晋商成为商帮龙头,徽商则成为后起之秀。不过,陕商在两淮、两浙、长芦等盐场失败后,转向了四川井盐,从而保留了在盐业的一席之地,并最终在清朝成为四川、云南等地的主体盐商。

  庞尚鹏改革后不过三四十年,商人久候无盐的情况再次广泛出现。为此,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接受袁世振的建议,施行“纲法”,将各商所领盐引分成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积引(即凭积存的旧引支盐运销),另外九纲用新引(即由商人直接向盐户收购运销)。

  从此官不收盐,收买远销权都归于商,并可世袭。至此,明代盐业大型改革完毕,纲法一直运行到明末。然而,即使能臣廉吏们呕心沥血地去修修补补,但最终仍然摆脱不了盐业混乱的历史宿命,从而发生抢盐事件。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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