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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明朝最亲近的邻居朝鲜为例

时间:2012-06-20 19:56   来源:中国台湾网

  朝鲜使臣的节目表演

  明崇祯年间,一次,明朝官员宴请朝鲜李氏王朝的使臣,接待官员请来了歌妓助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朝鲜使臣笑道:“感谢大明对我等的热情款待。人们常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也要表演一些节目。”说罢,朝鲜使臣一指身旁的一个小孩儿,笑道:“此次朝贡,我带着我的儿子也来到贵国,就由他来奉献一个小节目吧。”

  中国礼部官员一看,这个孩子不过七八岁,不禁非常好奇,“他会什么呢?”朝鲜使臣笑道:“我们朝鲜与中国素来友好,大明皇帝待我国不薄。每年皇帝生日的‘圣节’、太子生日的‘千秋节’,不但为我国成年人记得,就是黄口孺子也可以倒背如流!”

  “哦?果真如此?那就请令公子说一说。”朝鲜使臣用手点指,孩子张开了小嘴,高声说道:“太祖皇爷九一八,太宗皇上四一七,仁宗皇上七二三,宣宗皇上二月九,英宗陛下双十一,代宗皇上八月三,宪宗皇上十一二,孝宗陛下七月三,武宗皇上九二四,世宗皇上八一十,穆宗陛下一月二十三,神宗皇上八月一十七,光宗陛下八月一十一,熹宗皇上一一一四,当今陛下一二二四。”

  十年后,清军入关,礼部的一位官员逃到了朝鲜,当年的那位朝鲜使臣把他请入家中。只见,屋中放着一块灵牌,上书:大明毅宗陛下。

  礼部官员跪爬着来到灵位前,痛哭失声。

  “陛下殉国的消息两月后才传至我国,上到我主下到普通官员都心痛异常。我等实在想不出,大明为何会亡国,看来,多是你等误国害君呀!”

  那位礼部官员听闻,泣血而晕倒在地。自此,便有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逢崇祯的忌日,朝鲜国王都要暗中为之祭奠,更有甚者还将崇祯的年号一直暗中使用。当大部分中国臣民已经忘记了大明的时候,在朝鲜却有一大批人仍在想着明朝。

  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有人曾经以“血浓于水”来形容,这一点也不过分。早在商朝,纣王的叔叔箕子便在亡国之后来到了朝鲜,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文化改造,史称“箕子朝鲜”。尽管两国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摩擦,但正如亲兄弟都难免动手一样,这种情况很正常。在绝大部分时期,两国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明朝也不例外。明朝刚刚建立,朱元璋便在洪武元年(1368年)12月,派遣符宝郎偰斯出使高丽。

  他第二年四月来到高丽,送给国王王颛绫罗绸缎40匹。一个月后偰斯要回国,国王王颛送他鞍马、衣服不要,宰相他送人参、药材不要,最后,王颛命文臣写诗赠送,偰斯真正做到了朱元璋“不拿一针一线”的要求。高丽王王颛同意停止使用“至正”年号,断绝与蒙元的政治联系,并奉表来朝。八月朱元璋正式册封王颛为高丽王并赐金印、诰文,并赐大统历一本、锦绣绒锻十匹,赐给太妃和王妃金锻、色缎、线罗各四匹,赐给积极主张断绝与蒙元的关系同明朝建立关系的高丽相国辛盹、侍中李春富、李仁任色缎、线罗、纱各四匹。

  为了让朝鲜彻底脱离北元姻亲关系的羁绊,对于朝鲜的朝贡礼品,朱元璋经常说:只要土特产就行了,礼轻情意重嘛。我们自古都是好邻居好伙伴,不用这么破费。后来,对高丽的贡品只接受一些土特产,其余金银宝物、贵重布匹和动物毛皮等一律不要。

  朝中贸易主要有四种类型:朝贡贸易、和买贸易、使臣贸易和民间贸易。前三者都具有官方贸易的特征,民间贸易由于中朝两国相似的贸易政策,逐步转变为边境的民间走私贸易和边境的民间互市贸易。

  朝贡贸易一年三次,分别是皇帝的生日“圣节”、太子的生日“千秋节”,以及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的“正旦节”。一年三贡成为明朝藩属国中的绝对特例,一直存在于整个明朝统治时期。高丽入贡的具体路线是:从开京出发,经朝鲜半岛西海岸中部的礼成江口,渡黄海,抵达长江口的太仓,进入南京。

  朱元璋对高丽官商贸易极为照顾,高丽商人只要持有明朝颁发的路引或文印,就可以来往于明朝的任何可以经商的地方。请注意是任何地方。与中国的态度相反,高丽王却只对官方贸易积极运作,对于民间贸易则采取了排斥态度。

  但由于蒙元势力犹存,而且其与朝鲜又有姻亲关系,所以,洪武一朝中国与高丽的关系起起伏伏,朝贡贸易也是开开关关。直到洪武二十年蒙元在东北的势力被彻底清除之后,中国和高丽的关系才开始向友好方向发展。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七月,李成桂自立为王,高丽进入李氏朝鲜阶段。但因为双方互信度非常低,中朝之间仍然没有建立正式邦交。与此同时,朝鲜相继发生两次内乱。先是李成桂在两个儿子被杀后将王位禅让给次子李芳果。一年半后的1400年1月,李芳果的四弟和五弟在都城开京发动巷战。一个月后李芳果失败,十个月后禅让给五弟李芳远。

  后是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四年(1402年)十月,朱棣即位改元之后便派人出使朝鲜。朝鲜随即派人前来朝贺。因此,第二年四月便给朝鲜王颁发了新的诰命和印章。十月再次派遣宦官、翰林到朝鲜颁授国王冕服、各类冠服等,并附了一份丰厚的礼物。

  朱棣推翻自己的侄子后,大多数藩属国并不认同,或者认为朱允炆会卷土重来,因此朝贺永乐登基非常不积极。李氏朝鲜作为唯一一个恭贺的藩属国,朱棣对其好感肯定会急速上升。因此,中朝贸易进入高潮也在情理之中。

  朝鲜的贡物在永乐朝主要是金银、马匹、人参以及纸张。因为朝鲜的造纸技术较高,明朝政府经常要求朝鲜贡献纸张。例如永乐四年(1406年)进献了纯白厚纸3000张,次年又贡献纯白纸8000张。永乐六年正月朝鲜王向全国发布造纸令,五月和十一月分别贡献纯白纸1万张、纯白厚纸6000张。永乐时期,朝鲜进贡的纸张超过10万张。

  朱棣迁都到北京后,从陆路到中国的首都就非常方便了,因此,朝鲜使臣开始走陆路。从朝鲜义州到辽东都司的辽东八驿站,朝鲜使臣渡过鸭绿江后经汤站、开州、龙凤、连山、甜水、头馆抵达辽东城(辽东八站后来因为女真人与朝鲜的边贸纠纷逐渐改为:辽阳、甜水、连山、通远堡、镇东堡、凤凰城、汤站、九连城);从辽东到山海关有十七站,它们是:鞍山驿、海州卫、牛家庄驿、沙岭驿、高平驿、盘山驿、广宁驿、闾阳驿、十三山驿、凌河驿、杏山驿、连山驿、曹庄驿、东关驿、沙河驿、高岭驿、山海关;由山海关到北京有十个驿站,它们是:榆关、抚宁县、永平府、丰润县、玉田县、蓟州、三河县、通州。

  在永乐朝,朝鲜进贡的次数明显增加。除了三个定期朝贡外,李氏朝鲜还以谢恩使、奏请使、进香陈慰使、进贺使、进献使、押送使等名义进入中国朝贡。在这些贡献中,最为特别的就是进献处女和宦官(火者)。本来,明朝想继承元朝与高丽通婚的传统,继续利用联姻保持两国和睦。然而,朝鲜太宗李芳远为了避免内政被干涉(元朝与高丽的联姻让他记忆犹新),不主张联姻。为了打消明朝对李氏朝鲜的怀疑,李芳远提出用贡献处女的方式联姻。这些处女基本上都是朝鲜官员的女儿。永乐一朝,共贡献十多名处女和近200名宦官。这些人在永乐朝除了病死之外,绝大部分都死在了“宫闱之乱”中。

  除了朝贡贸易外,还有一种以物易物的官方贸易称为“和买”。明政府首先确定战马和耕牛的需求数量和价格后,皇帝派遣使者通知朝方,其后朝鲜方面将这些运往辽东,明政府付款交割。洪武年间和买就已经出现,但明朝和高丽关系并不稳固,高丽在明元间摇摆不定,洪武七年(1374年)双方发生冲突断绝关系,洪武二十年(1387年)后,高丽和以后的朝鲜与明朝的和买才渐渐走上正轨。到建文帝时期,两国交换战马不到2万匹。永乐一朝则进入高潮,每次和买战马都在1万匹以上,有时甚至达到了五六万匹。然而,如此巨大的数量,让明朝没有资金(布绢)一次付清。直到宣德二年五月,永乐十九年、永乐二十一年买的2万匹马,所应付的大布四万匹、大绢六万匹才在户部的提醒下如数补齐。

  除了上述两种贸易外,就是使臣贸易了。使臣履行完国家职责外,有的人则携带各类商品进行倒卖。明代使臣中朝廷官员因大多属于儒家子弟,此类情况较少发生,但永乐时期,大批宦官被派往朝鲜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同样,朝鲜使臣也进行着官方贸易、私家贸易和违禁贸易三种贸易。对于私家贸易,明朝历代帝王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朱元璋还三次下旨不要阻拦这种贸易。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在与明朝的贸易中都是绝对没有的。

  自此以后,中朝友好情谊越来越深厚。最终,可以说亲如一家。明代使臣甚至将对皇帝、大臣的一些看法与朝鲜君臣私下谈论。例如太监尹凤就对朝鲜世宗李裪言及宣宗皇帝喜欢走鹰逐犬好游戏、皇太子亦轻佻。双方的关系已经达到任何势力都无法破坏的程度,例如正统七年(1442年)朝鲜便坚决地告知蒙元势力“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口回绝蒙元了再次通交的请求。

  明帝国的经济政策中海上贸易政策最为失败,失败得令人痛心疾首。因为,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海军实力全球第一,如果明帝国继承元帝国的海外贸易政策,显然中国的历史甚至世界历史都会改写。但历史事实却是:朱元璋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

  历来,许多论者都对朱元璋提出了尖锐批评。然而,本书却对朱元璋在当时所采取的政策表示理解甚至支持。以此推之,四百多年后的乾隆拒绝马嘎尔尼,本人也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以当时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看,任何一个爱护百姓的统治者都将对其表示反感。

  明代海外贸易政策有三大表征、两大不足。三大表征上,“禁海”与“朝贡贸易”作为明帝国对外贸易的两大基石成为政府层面的特征,它们与民间走私乃至海盗经济的兴盛成为三大永不变化的表征。

  之所以出现三大表征,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于海路贸易的不重视,以及由此对海外邦交国政策产生重大偏差——“花钱买太平”与“绥靖”。对于这两点,之前许多人都将板子打在了朱元璋的屁股上,其实未必正确。

  明帝国在海外贸易方面的主要错误应该由其后代和历史传承来承担。其一,中国的海外贸易在历史上,大多是“朝贡贸易”,这也是本书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位表示尊重,但对其历史意义表示不屑的原因;其二,自南宋起因为民生问题而导致的海上走私、海盗等问题,在明朝呈爆炸式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之后的统治者不能从民生角度看问题,一味执行“祖宗法制”造成了海路走私比陆路更严重、更危险的状况。

  明帝国海外贸易的第三个巨大不足,就是对于“国家海盗”的兴盛不能采取有力措施。当时,欧洲各国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基本都不如中国实力雄厚。然而,在某些技术上却比中国优秀,例如军事技术。由此造成西方国家利用“海盗”手段,逐步蚕食中国的各种利益。明帝国并没有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从而将中国的海外贸易通道拱手让给了西方国家,从而使自己在未来的白银输入中处于很不利的位置。

  同样,如果说陆路走私使得明政府财政收入中的一大部分流入各种强势人手中的话,海上的走私却促成了民间商人势力的急剧壮大,从而使他们可以利用雄厚的资本迅速漂白。一方面,这些走私势力又与当地士绅合作开始向政治、军事、经济多领域渗透,以至到了明末,明帝国的最后保护者竟然是海盗家族出身的郑芝龙父子。

  因为有了一个郑和下西洋,引得自清朝末年开始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唏嘘。人们都在畅想,如果郑和再进一步,那中国将多么伟大!进入21世纪后,人们在外人的帮助下摸到了这种猜想的真实脉搏。许多人认为:郑和才是首先到达美洲的人。然而,郑和到过美洲又怎样?历史仍然是“禁海”继续成为国策。因为,郑和的下西洋在本质上不过是“赔本赚吆喝”的朝贡贸易而已。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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