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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安分的邻居”

时间:2012-06-20 19:52   来源:中国台湾网

  几万大军百万百姓挡不住三百多日本武士

  1523年也就是嘉靖二年六月,日本人宗设谦道率朝贡外贸代表团领三艘货船来到了宁波。不久,日本人鸳冈瑞佐在宁波人宋素卿(原名宋缟,浙江鄞县人)的陪同下也领着一拨外贸代表团到了宁波。因为,两位日本人的上司一个是左京兆大夫,一个是右京兆大夫,在日本就是死对头,到了中国之后,双方仍然非要斗出个你死我活。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宴请了两个代表团,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座次问题竟引来了一个大事件。那天……

  气呼呼的宗设谦道来到了宴会厅之后,猛然间看到鸳冈瑞佐竟然坐在了上座,宗社勃然大怒,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凭什么坐上座,要知道我是第九次贸易团的正使,你是什么东西,凭什么坐在上座,给我滚下来!”瑞佐冷冷一笑,“你不要这么猖狂,这是在中国不是在日本。你的,要听从中国官员的命令!”“巴嘎,你这个混蛋东西!”宗设拔出日本刀就要上前。太监赖恩一看,脸色一沉:“慢!太放肆了。这是在中国,不是在日本,放下你的刀!”“放下,放下!”周围的中国官员们齐声怒吼。宗设放下了日本刀,在宴会上脸色阴沉着、闷着一肚子气吃了顿令人尴尬的饭。

  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宗设竟然杀死了瑞佐及数十名随从,焚烧了货船。其原因就是,他知道了事情的一切。宗设先来到宁波,按理应该是他的货先验,可宋素卿贿赂了赖恩,后到的瑞佐竟然先验了货。而这对于带有政治使命的宗设来说,简直无法忍受。那个时候的日本正处于动乱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并出,谁先与中国进行官方的贸易,那么无异于中国政府承认了他可以代表日本。因此,宗设显然没有完成大内氏家族给他的任务。恼羞成怒的宗设率领三艘货船及三百多武士登陆追杀宋素卿。

  沿途烧杀抢掠,从宁波一直追到绍兴。令人奇怪的是,明朝政府竟然反应异常迟钝,而且官兵战斗力异常低下,百户胡源、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相继战死。指挥使袁班、百户刘思等成了俘虏。这伙日本人在逃回日本途中,因为大风将一部分人吹到了朝鲜。

  接到中国命令的朝鲜守军生擒了二十人献给了中国,这才算让老大中国赢回了一些面子。事后,给事中夏言认为一切都是海外贸易惹的祸。最终,福建、浙江的两处海外贸易窗口——市舶司被裁撤,仅留下了广东一处。对于事件主要责任人赖恩没有丝毫处罚,宋素卿则因揭发宗设谦道反而有功。事后,御史熊兰等弹劾宋素卿,才使得宋素卿被关入监狱,其后神秘地死亡。

  这件事史称“争贡之役”。

  朝鲜和日本,都是我们的邻居。但自从唐朝之后,二者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改变。朝鲜仍然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中国最好的邻居,而日本则成为最不安分的邻居,时不时地想“兵发北京”,占领中国。

  自唐朝末年到明朝初期的四个半世纪里,日本与中国基本上没有像样的邦交来往。朱元璋时期,为了安抚日本,将日本放入了15个“不征之国”名单中。而洪武十三年发生的胡惟庸案,则使朱元璋认为日本有贼心,因此对日朝贡贸易越来越疏远。明成祖继位后,中日朝贡贸易才开始正常化。

  丝绸到了明代成为对外贸易中的重要物资,例如对日贸易的“朝贡”中,明回赐给日本的物品中丝绢罗布占了很大比重。到了明代中后期,丝织贸易更是占据很大比重。

  在诸多朝贡国家中,日本也是最为特别的一个。主要是因为日本处于分裂状态,各种分裂势力都争相朝贡,使得日本朝贡团比较杂乱。按规矩办事的人有,强悍违法的人也有。在永乐到正德的一百来年的时间里,日本使团在中国发生的械斗还是比较多的。

  特别是有些使节本身就是将领,做事不按常理出牌而是只讲究武力解决。但即使如此,因为各种原因,明政府一般都不予以追究。因此,日本朝贡贸易使团越来越猖狂、大胆无礼,最终造成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三大问题。

  第一,明朝政府仍然没有改掉中国人好面子的坏毛病。日本贸易代表团在中国领土上横行,竟然没有进行有力回击,仍然把他们视做所谓的“客人”,碍于他们的外交使团的头衔放任其胡作非为。

  第二,明朝腐败横行,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军力。三百多异国武士,横行三百里,万千中国军队竟然束手无策。如果在海上我们还可以理解,但这却是在陆地上。这个严重的问题,竟然没有得到皇帝、兵部以及各类官员的高度关注。

  除了军力还有贪污问题。宋素卿行贿市舶司,正德五年他便行贿刘瑾千两黄金,正德竟然赐给他“飞鱼服”。此事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市舶司先行验货,并更改座位排定。中国理亏在先的直接原因就是市舶司受贿。

  第三,明朝的朝贡贸易除了“赔本赚吆喝”外,另一个问题就是惯坏了一些国家,让一些国家看到中国政府为了面子,可以不要“里子”。例如,事后礼部官员的报告里说:宋素卿的贸易凭证(勘合)是弘治时期颁发的本该收回,贸易凭证应凭正德年间的勘合,但宋素卿说正德勘合已被宗设夺走。但依臣看,这个人假话连篇,以后不能再让他来了,把他放回国查看是否有勘合,让日本自行决定如何处罚。至于允不允许日本再来朝贡,那等以后再说吧。

  对于这一点不要说一般大臣,就是嘉靖看了也非常不满意,命令刑部再议,两年后得出结论:叛国罪,杀。

  “争贡之役”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中国生擒日本二十多名亡命之徒竟然一要靠老天爷,二要靠友邦朝鲜。这种战果无论什么时代看来,都是极为丢面子的。嘉靖皇帝为此龙颜大怒,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会为此生气。但跟谁生气则不一样,正确的做法是对自己生气,加强军事训练,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但嘉靖却把所有的气都发在了日本中央政府身上。可怜的日本中央政府很倒霉,它对于日本各地基本没有约束力,将军能够说话算数的地方顶多就是屁股下面的凳子。

  看日本政府没有将罪魁祸首宗设问罪(中国曾在嘉靖四年六月托琉球朝贡代表团去日本宣旨),嘉靖皇帝便禁止日本朝贡使团来华。而这一事件对于反海禁派的打击最大,海禁派更加理直气壮。给事中夏言一语定乾坤,嘉靖看罢他的奏章,立刻下令:严格执行太祖的海禁政策!

  夏言在奏章中说:区区百十余人,宁波、绍兴两郡军民何止百万,竟然让倭寇在中华肆虐、荼毒生灵、占领城池、抢夺军械库、火烧官府、杀害官员。地方官员们一个个事先不能防御,事发不能剿灭,毫无章法、坐视战机贻误。真是国家大耻辱呀,大耻辱呀!

  怎么办?既然倭患起于贸易、发生在市舶司,那么就废除市舶司、禁止贸易。这件事情过了17年后的嘉靖十八年闰七月,日本使团才再次来华。这次嘉靖帝严令地方政府枕戈待旦,不过日本也因为17年前的事情尝到了苦头。所以,这次使团来华非常友好。第二年嘉靖就颁发了勘合并告诉日本:尔等十年一朝贡的旧例,你们可要严格遵守。

  嘉靖此举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对的。然而,笔者却认为这是嘉靖皇帝在观察日本的反应。果不其然,五年后日本代表团就来朝贡了。嘉靖严令军队围堵将他们轰回了日本。万不想八年都等了,日本又提前一年前来进贡,而且船数、人数都不符规矩。日本之所以等不及,可能是因为内战缺少物资所致。

  这时,浙江巡抚朱纨看日本使团实在可怜,便替日本使团说好话。他说,按规矩确实应该等嘉靖二十七年六月来华,他们竟然在二十六年十一月就来了,而且也确实违规多派了几百人,但如果把他们再赶回去似乎不近情理。我看呀,不如对规定内的100人给赏之外,那多出的400人也给予赏赐吧,这样可以体现天朝的宽宏大量。

  这次中日双方都不满意,在嘉靖看来日本秉性未改,不宜再与之交往;在日本看来,对日严格执行十年一朝贡的规定,显然是不平等政策。你看朝鲜一年三贡之外,还可以以各种理由来朝贡,太不平等了。我们要教训中国,可是用什么教训呢?

  倭寇!

  其后,倭寇犯境、海上抢劫中国商船、抢劫他国朝贡船只的事情日渐增多。也许日本的行为对中国的伤害太深,嘉靖皇帝和一般朝臣可能会想:我们待你们不薄呀,你们竟然这样对我们。看来,对这些番夷国家不能太信任了。所以,嘉靖皇帝对于所有朝贡国家都开始严格执行太祖时期规定的入贡时间、人数等政策。这一政策造成许多与中国原本关系很好的国家日渐疏远中国。例如,真腊(柬埔寨)在整个嘉靖时期一次都没有来。其实,人家不来理由很简单,如果按照一百多年前的规矩执行的话,任何好处都没有,谁愿意来。所以,嘉靖时期中国的友好国家迅速减少。

  与此同时,因为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对于东南亚原中国藩属国的侵略日渐增多,一些关于葡萄牙等国贩卖人口的消息也逐渐增多。嘉靖皇帝对禁海政策的正确性越来越深信不宜。而且,在与倭寇、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数次战争中,所有人都发现: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国防建设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坏。因此,嘉靖皇帝决定在坚决禁海的同时要严整东南沿海军务。

  在政府层面的朝贡贸易如此,对民间禁海的政策则日趋严厉。嘉靖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先后四次颁布禁海令。

  第一次基本内容是:福建滨海居民凡是贡船没有报关者,私贩苏木、胡椒千斤以上者重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省也如此。对于私造双桅海船者、把船卖给外国人者、私贩武器出境者全部绞死。

  第二次基本内容是:漳州、泉州等府的一些百姓假借商贩为名私造双桅大船,在海上私自通商。兵部听着,你们要令浙江、福建两省的巡按官员严查。这些船不论是否载有外国货,都以通番罪论处,全都给我充军发往边关服役。官吏百姓包庇纵容者全都发往西南烟瘴之地。

  第三次基本内容是:浙江巡按要严查浙江地区沿海居民假冒中介组织(牙行)囤积外国货。那些地方豪强富商地主只要违规建造双桅大船,全都给我拆毁。

  第四次基本内容是:兵部要传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文武官员,一切违禁大船不论何人建造全部毁掉。从今以后,沿海军民凡是与走私犯、海盗交结者,他们的邻居不举报的全部有罪,施行连坐制。

  至此,嘉靖海禁进入到最严厉的时期。而后世对于嘉靖此举持广泛批评态度,甚至为此将一位治军名将、抗倭英雄推向了历史审判台。这就给今天的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要么严格执行错误的政策,本来在朱纨的打击下,倭寇包括西方国家的“国家海盗”都已经受到了重大打击,葡萄牙甚至为此全面倒向晚明政府,只要再坚持下去问题就可以基本解决了。嘉靖却在所谓的权力制衡下抛弃了朱纨,由此造成“提督之死”。要么就以民生为重,改变错误的政策。二者必居其一,绝不能摇摆不定,否则,最终贻误改革的最佳时机,失去改正错误的最好机会。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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