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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访香港文化界名人范止安先生(2002—08)

时间:2002-08-07 15:37   来源:

  编者按:下面这篇访问记的作者邓慧楣女士,是新加坡《大众信息》杂志的主编。访问记介绍了香港文化界名人范止安先生在其先祖范仲淹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精神的感召下,抱持爱国爱民、自强不息的人生观,长期为香港、内地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从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中华文化的崇高价值,值得一读。


  邓慧楣(以下简称邓):范先生,非常高兴您能抽出宝贵时间接受《大众信息》的访问,这实在是我们的荣幸。
范止安(以下简称范):谢谢您的莅临访问,使我有机会跟《大众信息》读者,尤其是东南亚、加拿大以及中国内地读者们结缘沟通,不只感到高兴,并且感到是跟朋友一起亲切地畅吐心声。

  邓:人们都知道,您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后裔,您能给我们谈谈有关“范”姓的渊源吗?

  范:首先介述范氏家族的历史,那就源远流长了,我族诞生于公元前二千余年的帝尧时代,几千年以来,历代均有范氏杰出人物,如春秋时代韬略卓越的范蠡先贤等,史料记载有二百余位之多。本人于2001年编印出版的《范氏历代先贤史料》已汇编记述,追思先贤的光辉史迹、千古典范。

  谚云树从根起,范氏受姓之祖范武子,生于东周(约公元前660年)时代。范武子文武双全,屡次平乱,稳定政局。周定王待以诸侯之礼,擢为晋国中军元帅,兼任太傅之职,并封地豫鲁(现在河南、山东)交界的范县,更以封地为姓,这是范族受姓之始也。

  范氏一族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中汉族成员之一,范氏族群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近一千年期间,范族最杰出之伟人,举世皆知是北宋时代范仲淹(谥文正)。他的文治武功,永垂青史,尤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思想著称于世。宋仁宗尊之为“先贤”,清康熙更称之为“圣贤”,肯定了范仲淹公是中国历史上的永恒巨人,甚至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精神“智库”。

  邓:范仲淹公提倡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理念,他受到了所有中国人的景仰。您能给我们谈谈范仲淹公精神的精髓吗?
范:您问范仲淹公精神的精髓?问得好!范公名句是众所周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精髓在于一种完全奉献的崇高精神境界,将个人利益放在最低的位置。而这种精神渊源由自: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随着改姓换名;不过他少有大志,离家宿庙,苦读饱学,历经艰辛,考取进士,荣任官职。之后,呈报朝廷恢复原姓,认祖归宗,并迎养亲母,还将她的遗体安葬在“范园”陵寝。仲淹公立志发愤、事亲至孝的品德,是他为官后以民为先,以天下大事为重的崇高思想的基础。另一了不起而很少人评论的史料是,范仲淹亲生四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范公仙逝之后,纯仁公(北宋宰相)主理家族事务,乃以四兄弟的官方谥衔区分为“监簿房、忠宣房、右丞房、侍郎房”,各立字号,使其家族组织化、系统化。千年以来,范氏族群排字论辈,有条不紊,范纯仁公实足承传仲淹公精神“智库”,高瞻远瞩,令人敬佩。

  邓:我们知道您在早年历尽了种种艰辛,这些经历无疑能给当今的年青人不少启发,范先生能给我们谈谈您的往事吗?

  范:谈到范某童年、求学时期及何时来港发展等话题,使我联想到01年春在成都出席“三礼”期间,应邀参与的两位中生代朋友,他们耍乐之余,居然把我视同聊天筹码,涉及范某“忙甚么呢?又在想甚么呢?”对我言行似欠了解。因之,我在赶往洛阳出席“景范第二十六希望小学”落成启用典礼的旅途中思考及此,决定回港口述,文友执笔出版《范止安先生近半世纪经历简介》小册子,公诸社会。

  我生于江苏省如皋市,现年八十七虚龄,是文正公第五代公仪(忠宣房)先贤的后裔。他游学经过如皋,欣赏学风甚盛,因而落籍定居如邑北乡,历代子孙众多。人称如皋是鱼米之乡,范氏享有“范半城”美誉。不过,先父是一位乐天派商人。我的童年曾经大病多次,我偏爱传记,阅及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名言:“人,生于有事做,死于无事做。”启迪了我的新思维,决定离开桑梓半工半读,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选修法律系。讵料学业的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毅然投笔从戎,历任军队要职。1944年在重庆军委会服务,并获诠叙陆军少将;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派武汉在程潜麾下工作;1948年获准退除军役,在上海亲见解放,也决定了新生活的方向和耕耘的目标。

  邓:范先生,您是甚么时候来香港的呢?来港的初期情况我们的读者也很想知道,因为在人们眼中充满了传奇色彩,对于这些您能略为谈谈吗?

  范:1950年我由上海经澳门抵达香港,恰巧这天开始不准外省人自由入境。我凭机智闯关步入“天堂”后,一度沉迷于醉生梦死的花花世界里。两年后,我妻和两个儿子获准来港定居。我有照顾家庭的责任,惟一财路是菲薄稿酬和友侪小支持,因之生活陷于困境。但一直坚持自立更生,不断创造条件,如自办电影公司、与友合办大专型的书院等等,幸而还有活动的空间,眼专一于文化教育方面的选择和发展。

  邓:范先生,可以告诉我们您是在哪一年创办新亚洲出版社的吗?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范:1965年与友合作筹办新亚洲出版社,66年正式成立,编辑印行适合港澳地区的小学教科书。首轮推出小学中国语文和作文教材,但参与成员对前景存疑而中途退股,我就自动当选为总经理兼总编辑。稍后获得教育界多位精英参加工作,为此又成立新亚洲文化企业有限公司,与新亚洲出版社并肩营运。业务蒸蒸日上,但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历经不少考验,百炼成钢,奠定了新亚洲出版机构的发展和迈向新世纪的稳定基础,也有能量迎接教育改革浪潮的新挑战。
邓:范先生,我们渴望能与您一起分享成功的快乐,但在创业过程中的种种辛苦,对我们来说亦极具价值,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能聆听您的教言。

  范:问我创办新亚洲出版社过程中的苦与乐?从宏观角度而言,我的人生观,早年受到俾斯麦“人,生于有事做,死于无事做”的影响,并期承传范仲淹公“先忧后乐”的博大精神,克尽薄力,为文化教育能做多少是多少。谈到苦与乐,因为我在新亚洲机构(包括新亚洲出版社、新亚洲文化基金会、景范教育基金会等单位)工作了卅余年,不论苦或乐,说来话长,举述其中一、二事例吧。

  回忆廿年前香港教育当局颁布小学中国语文科新课程,那时我兼任香港教育出版商会副会长,聚会中谈及新亚洲出版社新编语文课本是何人主稿编写,我说蜀中无大将,只有亲力亲为了。现场有一自学成名之行家说:“真的吗?”幸荷余鉴明(已故)会长指证,确是范公亲自操刀,并由资深学者吴俊升博士过目校正。如云苦与乐,这科书的全部教材三百篇,其中绝大部分是凭脑力构思创作的,并须按照指引使用表列生字四千余个,至于题材要健康,深浅须适度,这些规格不在话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小一教材要国语文法写作,兼及粤语语音朗诵(好象唱歌),这比写博士论文还要艰苦,但也乐在其中。另一难处,全书三百篇教材,每篇要安排生字六至十余个,还须重复使用这些生字。上述指针我做到了,送审过关并蒙列入用书表。苦后之乐是推出发行之后,颇获好评,擦亮了新亚洲出版社当年的小招牌。记忆犹新的,香港教育署主管中文科的苏先生的乐业精神、实事求是的负责风格,足资高官们学习和跟进,为教育改革献新猷。

  邓:新亚洲出版社的现状怎样?范先生能给我们作一简要的介绍吗?

  范:新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当前概况是:本公司创立已达卅余年,出版宗旨,迄今坚持爱国立场、阐扬中华文化;业务重点是编印出版适合港澳和海外侨教的教科书和参考书簿,并在力求精进,落实教改,惠及学子的诉求下,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我们不是唯利是图的出版商,谚云: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我们甘为孺子牛,并且自创条件,在中国内地的文化教育领域里,默默耕耘,已有显著绩效,还在继续努力,克尽绵薄。

  邓:据我们所知,新亚洲出版社的出版物内容很丰富。范先生,您能给我们略作介绍吗?

  范:本公司编印发行的品目,现阶段已达到“一条龙”的发展程度,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的中文教材和配套教具,还有一些英文教材,各类补充教材和工具书,以及大学生适用的各类丛书等等。不过,现正面对香港教育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乐于配合新的教育政策,改正和刷新教材素质,作出新的贡献。

  邓:香港回归祖国已五年了,为了顺应这个转变,教育界也兴起了种种改革,对此范先生有何高见?

  范:香港九七回归已达五年的今天,值得研究的问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课程发展议会公布了《学会学习》(学习领域:中国语文教育)的文件。其中要点之一,明确指出,在整体的中国语文课程中,加入了普通话的学习元素,并以“使用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据闻有些教师提出中国语文教材要加上粤语注音,这样的保守观点,实与教育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对教改的实际效应如何?现所产生影响概可想见,值得关注。

  更重要的是《学会学习》文件明确指出,新的课程架构,是以语文能力为主导,与过去的《阅读教学》着重以精读教材为主,以篇章教材为核心,明显有所不同。这项规范的重轻,不难理解。但教改政策公布之后,教师的反应如何呢?因为香港回归后仍然通用篇章教材,现在要用教育改革规范的新教材,如同改变饮茶吃菜的老习惯,近乎生活“革命”一般的冲击,如果认同教改的必要性,就要临老“学吹打”,还是抱住“金饭碗”随波逐流呢?似乎有点彷徨。幸而有些出版商,未卜先知“向钱看”,机不可失,制作出避重就轻,包装悦目的“鸡尾酒”式“可口”产品,投入市场,使得供求两方皆大欢喜。不过,仍有明智的教育工作者,权衡利弊之下,选用了全新编印的教材,贯彻教改政策,树立榜样。

  综上所云,只是一台好戏中一群基本演员或临时演员演出的片段剧情。但哪些高官指导监督教改推行?实况知多少?希望多多接触社会人士,深入了解,请赐考量。还有新编教材是否实足按照新的课程标准审批处理?如中学中国语文教材,指明以语文能力为主。又如小学数学教材,按照指示第一次送审一至三年级,如超限送审又如何呢?还有,各级学校对教改政策实施后的支持和绩效如何?希望有关当局及时说明澄清。

  邓:对于教育改革,范先生还有哪些看法可以与大家分享呢?

范:本人的看法,教育改革刻不容缓,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尤须提供在职教师的“研习”培训,学而后师,才能事半功倍。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实行高官“问责”机制,可能“问责”达到较广层面,不妨拭目以待。

  谈到这里联想及以色列国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全国五百五十余万人口,立国只有五十多年,居然做到沙漠变为绿洲,揆其飞速成长的最大因素,乃由于着重教育发展的卓越功效。他们的教育水平,三个男公民中就有一名拥有博士学位。更了不起是已有七所学府荣列世界二百所著名大学之林。相对而言,香港现有人口已近七百万之多,人才济济,教育资源相当充实,只要拆除自我封闭的保守框框,借镜以色列国重视教育的成果,冀望向前看的初步指针,我们追上中国内地、台湾的教育发展绩效,并期搭乘三头马车争千秋。

  邓: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知道范先生对此也很关心,您曾多次往内地考察、观光。范先生能与我们谈谈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见闻吗?

  范:我定居香港已五十余年,自称香港的文化老兵,也算是教育工作者。回溯1991年开始参与两岸三地文化交流事务,1993年7月在港主办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化经济研讨会,出席学者、专家一百余位,提供研讨的论文数十篇,两天会议相当圆满成功。因我小有贡献,东北三省社科院领导人邀请前往访问,盛情可感。

  是年8月杪带领三女一男的秘书班子同行北访,首站是吉林省长春市,参观重工业设施,大开眼界,再由社科院吕副院长等陪同,专车直驱延边的长白山区,爬上山顶(中、朝交界)俯瞰“天池”胜景,令人陶醉不已!而后巡游鸭绿江、松花江,到达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观著名的大庆油田。深感惊奇的,到处都有油管、风车,细水长流地生产出遍地似黄金一般的原油。再去辽宁省的沈阳市,游览胜迹之一的“怪坡”,显著的特色是,汽车上行关着油门,下驰必须开放油门,虽然怪怪的,但在地质学上不足为怪。最后抵达大连市,参访近在咫尺的旅顺,凭吊日俄战争在我国土上留下的血迹。此行往返十六天,增长了不少见闻。

  使我印象深刻的,我曾走访过一些偏僻地方,跟一群失学孩子谈天说地。回到香港之后,马上写信给中国社科院领导之一汝信副院长,坦述东北之行见闻的感想,建议筹办民间文化组合,对教育落后、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必要教材、教具,缓解地方当局设施之紧张。不久,汝先生回信说,可以考虑,稍后郭永才秘书长与我不断联系,并达成共识。1995年底中国社科院与新亚洲文化基金会在珠海市主办“香港史研讨会”其间,龙永枢副院长在那里与我拍板落实,合组“北京东方城文化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推我担任董事长,旋即展开第一项任务,在陕西省丹凤县捐建“东方城希望小学”,该县领导们亲到北京出席捐款建校仪式,我首次参与了“希望工程”的活动,很有意义,并获中央广播电台邀往演讲,对全国同胞介述先祖文正公(讳仲淹)的学术思想、爱国精神,分享祖荫,尤须努力阐扬“范学”的光环,使之普照全世界。
邓:谈到“希望工程”,我们都知道范先生您在这项工作上,为内地的失学儿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里我们想聆听您的教言,以及了解相关的一些事情,您可以谈谈吗?

  范:我积极参与“希望工程”行列,是1997年秋,赴京出席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颁授特邀教授的聘书和发表《中华文化与出版关系前瞻性研究报告》论文的典礼之后,承友陪同前往苏州天平山文正公义冢祭祀,在陵园览及不少文物。其中之一是文正公创办“义学”树人育才的光辉史料,深受感染,启示我仰效先贤,泽润孺子,培育英才。我决定奉献个人私蓄,在香港成立“景范教育基金会”,参加“希望工程”的行列。先后在内地十九个省区的少数民族或教育落后地方,筹办“景范希望小学”,现已完成卅所。还在出生地创设“范止安图书馆”;组成“范止安奖学金”委员会,举办了十年,获奖学子计达二千余人;并为追思先贤范仲淹公建设“范公苑”景区。又在香港创办“范贺渭清幼儿园”;陕西省成立“景范保健培训中心”;四川省组合“范仲淹研究中心”;黑龙江省兴建“景范教育培训中心”;以及在河南省伊川县兴建即将落成启用的“范公祠”等等,共约四十个单位。但并未到此止步,仍在创造新的条件,其目的之一,在于弘扬范文正公先忧后乐的学术思想及爱国精神。另一方面,“希望工程”展开以来,反应良好,并荷各方援手协助,绩效显著。自愿再尽绵薄,藉期扩大成果,迈向更高的目标,以留下甘为孺子牛的一页。“牛”也相当关注希望小学孩子们的学习精神,最近通函各希望小学,暑假在即,推选学习成绩最优异者,逐一发给奖励金。又举办各校学生作文比赛(有奖)项目。这些动态说明“牛”不只勤劳耕耘,更冀望孩子们茁壮成长,为国效力。

  邓:最后一个问题,希望范先生能给我们谈谈您的近况和今后的宏愿,特别是您的人生观,相信会令时下的年轻人获益不浅呢!

  范:我的虚龄八十七岁,可算老而弥坚,永不言退。朋友们都知道我的口头禅“人,生于有事做,死于无事做”,恕我大言不惭,当前生活情况,不只是公私两忙,2001年出版社重组后,我仍须做点事,扮演的角色,近乎一个足球队的守门员;并自订游戏规则,决不逞强争胜,不打茅波,发扬体育运动的道德精神。您说新世纪是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记下了,也会转告本机构的锋、卫成员们,提高警惕,并与大众集团同仁携手迎接新挑战!矢为正义奋斗到底。

  至于我的人生观,从上述一系列的谈古论今的话题中,涉及到我的思维和表现。如果深究的话,我是中国人,我热爱国家,我居住香港五十余年,不啻第二故乡。人称我是社会活动分子,那是对我不太了解的评估,我不介意褒或贬的物议,一直自强不息,自我鞭策,投入喜爱的园地里,务实工作,活得开心。还有绝唱是友侪谑称我“小范先生”,这个雅号的来源,乃宋代驻防陕西延州(现在延安)对抗西夏羌兵的大军统帅范雍(人称老范)屡战屡败之后,宋廷特派范仲淹膺任陕西经略副史统帅延州驻军,文正公精通战略,采取以守为攻(当年交通不便,军粮运输困难)的屯垦策略,但仍不时伺机派兵出击,做到不胜无归,使羌兵胆栗心惊,称呼“小范老子”胸怀十万甲兵。这项史料相传迄今,因而我分享到“小范先生”的荣誉,也是极大的鼓励;尤须学习“先忧后乐”的学术思想,文正公爱己及人,到处办学的无私精神,例如现在延安市的嘉岭书院,就是他老人家创办的学校之一,为国育才,留芳千古。

  总结访谈中列举的事例,是从现实见闻衍生所及的观点,就事论事而已。挚诚呼吁教育、出版界人士,必须牺牲小我,倾力支持香港教育改革政策的彻底施行,为百万学子创造更美好的明天,造福社会,功在国家。

  基于先祖文正公所着《灵鸟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名句的启示,实话实说,诉诸公论,欢迎不吝指教。

  邓:谢谢范先生在百忙中拨冗接受我们的访问。古人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深信由您继承下来的范仲淹公的精神,必会让我们的社会和后来人士从中得到益处。谢谢!我和我们的读者向您致以深切的谢意!
(新加坡《大众信息》杂志2002年6-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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