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舟：大陆对台政策须理解的几个基本概念

　　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李逸舟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发表专文《大陆对台方针政策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与体会》。作者认为：“自邓小平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以来，中共历届领导集体在如何实现和平统一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至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标志着和平统一理论建构合龙，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呈现出明晰的统一路线图。从基本脉络看，其中有若干重要概念需要人们进一步深入领会思考，以期把握精神实质，推动两岸关系向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进。”文章内容如下：

　　关于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2014年11月2日，习近平在福建考察平潭综合实验区时提出：“两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没有任何理由不携手发展、融合发展。”这是习近平最初公开使用“融合发展”概念。至2016年3月“两会”期间，他在参加上海团审议时，首次提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命题：“我们将继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同年11月，他会见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时提出六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专论“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至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关表述也由以前的“推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进阶为“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两岸关系以和平发展为主题，是中共长期实践探索的结论。在对台工作以统一为既定目标下，和平发展本身蕴含了在各领域长期交流合作中逐步接近、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意涵，比如较早已经使用了“经济融合”的概念。所以习近平近年多次强调：“我们将毫不动摇地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造福两岸同胞的政策举措，努力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则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拓展，体现了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创新。首先，“融合”更明确地体现了统一的目标指向，消除外界对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脱节的歧义与担心；而“发展”则表明融合仍将是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坚持了统一阶段论、过程论的实事求是思想。其次，在以往“经济融合”基础上，范围扩大到了社会各领域，极大地拓展了和平发展内涵，同时无疑将涉及到价值观念、文化思想、生活理念等极为广泛丰富、以往也较为敏感的范畴。这是中共对台思维的再一次思想解放，体现出在融合发展中化异趋同的信心，也体现出对自己更充分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上世纪中共确立和平统一方针时，海内外即有赞成统一的人士和学者提出两岸融合的意见。笔者自参与对台研究不久，认定两岸最终需要走融合统一的道路，并坚持不懈反复建议。至2000年一篇系统论述两岸关系的参考文章中，笔者作了集中、明确的阐述：“入世（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对台工作已经具备再一次战略调整的基础，使我们可以把两岸关系推进到一个经济文化全面融合的新的发展阶段，全方位地争取和吸引台湾人心，最终走向统一”；“可以积极面对经济、政治和整个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优劣竞比，通过对两岸长期僵持的一些政治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通处理，以尽早实现三通；此后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从经济实务到经济制度、从法律法制到民主政治建设、从发展道路到发展程度诸方面各领域，逐步把台湾吸纳包容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现代化进程之中，在发展中融合，经融合而统一”；“我经济规模及其快速发展已经提供两岸经由经济文化融合直到最终实现政治统一的巨大空间”。至2004年同样是提供参考的全面论述两岸关系的三万五千字长文中，笔者以“融合——两岸和平统一的唯一道路”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标题，建议“把两岸关系推进到一个经济文化全面融合的新的发展阶段”，“逐步在社会上确立两岸融合的统一道路”，“宣示两岸在发展中走向融合的统一道路”。再至2006年的参考文章，提出“如果在理论上进一步确立起以两岸融合为核心的统一道路与统一思想，将极大地增强我们事业对台湾人民的说服力与感召力，极大地瓦解岛内台独的社会基础，极大地推动两岸关系向着良性互动的方向继续发展，也将使我们的人民能够目标明确、充满自信地掌握和预期未来”。

　　习近平对台思想中的成熟表述是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很明显，“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比“经济文化融合发展”更为全面，更为准确，也更具有高度。目前，虽然习总书记尚未对此作出更具体的阐释与论述，但从大陆对台政策与两岸关系的总体脉络看，这是中共对台战略的一次质的飞跃，明确了两岸在发展中融合、在融合中统一的道路与方向，实现了规律性与目的性的高度自恰，实现了国家整体战略与对台战略的完美契合，成为对台工作与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

　　关于“一个中国框架”

　　顺序上，先有一个中国原则，后有“一个中国框架”。如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民党当局能够接受“一国两制”，能够“降国旗、去国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地方政府”，那么就不需要再有“一个中国框架”的问题。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出现台湾当局与大陆同时存在于国际组织与活动中的情况，大陆宣示这种情况只是在“一个中国框架”下的特别案例，而不是常态与惯例。所以，整个九十年代中，“一个中国框架”概念的使用尚极少见。

　　胡锦涛在2008年12月31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较早一次主动积极地使用“一个中国框架”的概念：“双方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就有了构筑政治互信的基石，甚么问题都好商量。”此后这个概念作为大陆对台政策的一个基本内容延续下来，习近平对台论述中也反复予以强调。他在谈到两岸协商谈判问题时，多次重申“愿意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就两岸政治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国共两党理应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增进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认知”，“深化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这个框架，在国共两党、两岸双方长期实践互动中已经建构起相当的基础和结构，“九二共识”、两会机制及其成果、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沟通机制、以前的奥运模式及有效处理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做法，特别是“习马会”的接触会谈方式，都属于这个共同构建、双方接受的框架的组成部分。概念的强化与突出，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对客观现实的因应。

　　在上述“‘要求’难以完全回避；统一前的较长时期内，一个中国的框架中必须留有对方能够接受的位置。”2004年那篇参考文章中，笔者进一步提出：“十多年斗争反复证明的其实也只是一个现实：如果我们不打算接续1949年的国共内战通过战争把‘中华民国’彻底消灭，那么一个中国的框架中就必须留有对方能够接受的位置，否则只能迫使对方离一个中国越来越远。”此后的参考文章中，笔者始终不懈地坚持这样的意见与建言。

　　笔者对“一个中国框架”的最初想法是：长期以来虽然国共两党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各自一个中国的内涵不同，双方都不可能相互接受。笔者在2004年的参考文章中认为：“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一个中国’成为新形势下需要两岸来协商处理、共同维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需要双方合作来求得处理，需要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以相互体谅包容的默契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来共同坚持‘一个中国’”，“找到统一前双方共同支撑与维护一个中国的适当形式。”这个形式，必须是双方共同搭建构成、相互都能接受，同时又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是一个现实中的“框架”。从一定意义上讲，原则是各自坚持的，共同之处是都承认两岸属于一个中国、不是国与国关系；框架是双方共同搭建共同构成的，解决的是现实中能够有效互动的问题；原则更多的是属于理念的、意志的，框架则侧重于现实的、具体的，是原则在现实中的体现。

　　关于“合情合理安排”

　　“合情合理”的“安排”，最初要表明的是“一国两制”模式中的各项内容设计，对台湾都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不应该不接受的。但国民党当局坚拒“一国两制”，先是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后则始终要求我在台湾政治地位与国际活动空间问题上“正视现实”。直到上述2008年“12.31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指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两岸的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至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安排”二字，看似一个简单的词语问题，实际上在纷繁复杂的两岸关系中，凝结着对双方关系长期探索的全部历史经验，包含着高度的政治智慧与实事求是精神。

　　上述可见，领导人最初是更明确地将“合情合理安排”运用在台湾参与国际活动问题上，后又扩展到整个两岸政治关系。笔者早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首先，与前述“一个中国的框架”相联系，笔者在2000年那篇参考文章中曾提出：“两岸围绕一个中国问题进行的斗争，除了统独之争外，始终包含一项重要内容，即台湾方面在两岸间的地位与台湾在国际上的存在形式与存在范围问题”；2004年的文章中提出：两岸现实往来中“一个中国问题包含双方定位、台湾在国际间如何活动两个方面，是一体两面、互为相关的问题，未来必须得到统一处理”。

　　其次，笔者一直认为，两岸政治关系不太容易从“法理上”做出双方都能接受、各方面又能推敲妥当的“定位”。在1992年的一篇参考文章中，笔者提出：“具体做法可采取不正面承认其政治实体地位，而在双方接触谈判的方式上进行模糊处理，如使用‘双方代表’、‘两岸领导人’等中性称谓”；2004年那篇文章提出，“应该在比较模糊的默契之下求得解决，而不追求法律上的‘一清二白’。两岸间的问题需要的是一种政治决定，古今中外任何法律包括国际法对此都无能为力，都只能为我所用”，“并不存在正面承认‘中华民国’的必要与可能，所需者，还是一种对现实的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具体做法可以通过‘大陆方面与台湾方面’、‘大陆领导人与台湾领导人’等等来处理”；2008年5月的参考文章又重申，“本人并不认为有必要在文字上或者说法上对‘中华民国’进行明确定位”；对方“实际上要求的也都是一种两岸互不否认、现实事务中能够心照不宣的默契而已”。

　　再次，关于“安排”。笔者在2000年的参考文章中提出：“一旦两岸谈起来，有关台湾国际生存空间与双方在国际上的‘安排’问题，‘外交休兵’是对方可能接受的一种方式”，“对某些台湾切实需要加入的国际组织进行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2004年文章关于涉外方面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关于外交上的安排”。2006年针对马英九提出的关于国际空间问题的“暂行架构”，笔者在参考文章中建议的第二条进一步明确为“尊重现实，合理安排”，并认为“如果这一问题得到妥善的、合理的处理，必将极大地削弱台独在台湾内部的社会心理基础”。2008年5月的参考文章提出：“实际上，这一问题已经在‘九二共识’中得到部分解决；如果今后就国际活动空间问题作出适当安排，即可基本解决。”

　　在双方政治关系问题上，如前所述，笔者多次建议“一个中国的框架中必须留有对方能够接受的位置”；笔者除反复使用“都可接受的安排”、“双方默契”、“尊重现实，合情合理”，以及提出“两岸领导人”、“台湾代表团与大陆代表团”等具体方式外，尚未完整使用“做出合情合理安排”的八字整合概念，而后者更体现出领导人的高度与智慧。

　　关于“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和主权的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

　　这一重要概念也是首次见诸于胡锦涛2008年的“12.31讲话”:“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和主权的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重申和强调这个论断。

　　对这一重要论断，人们往往较多地注意到它关于两岸主权领土没有分裂、两岸始终同属一个国家的含义，但鲜少有人进一步探究“政治对立”的内涵。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是什么？很明显，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阐明的关于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是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它所“遗留和延续”的政治对立，也只能是两岸不同发展道路的对立。由此可知，“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就是要结束两岸在不同发展道路上的对立（未来按“一国两制”统一后，虽然两种制度仍会同时存在，但将是双方都可接受与同意的结果，将成为相互尊重之下的差异）。结束这种政治对立，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靠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靠相互尊重基础上共同发展。习近平在会见马英九时指出：“六十多年来，两岸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实行不同社会制度。道路和制度的效果如何，要由历史去检验，让人民来评判。两岸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选择，避免让这类分歧干扰两岸交流合作，伤害同胞感情。”

　　长期以来，笔者依照中共思想理论的一般方法，力求阐明两岸关系的基本矛盾与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等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际内涵就构成事物的基本矛盾。笔者在2004年的参考文章中曾提出：“以前我们曾错误地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当作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结果是十年文革造成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倒退”，“我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全部经验表明，正确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矛盾与运行规律，历来是解决问题、不断前进的首要前提。十多年的情况表明，对台工作也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在2009年《中国评论》五月号上发表的“?胡六点四大思想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意义”一文中，笔者又进一步提出：“正面面对这一政治对立和基本差异，其实就回归到两岸关系的基本矛盾，这就是中国终将统一的趋势与要求，与两岸不同的发展道路及其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正确界定两岸关系的基本矛盾，对现阶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未来统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区分两岸间的统独矛盾与不同的统一主张之间的矛盾，使双方不再由于某些分歧导致紧张与内耗，避免这种分歧被台独势力利用来升高两岸对抗、激化两岸关系”。

　　关于台湾人民“特殊的历史遭遇”及由此形成的“特殊心态”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邓小平确立和平统一方针后不久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但人们对台湾人民思想情感的认识与理解，则经过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上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一般都在强调台湾人民历史上特别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具有的强烈爱国主义传统，突出“尊重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与当家做主、管理台湾的愿望”，而这显然可以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下得到满足。人们还经常引用于右任的名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显然，这主要反映的是1949年前后移居台湾的外省族群的心态。而人口占更大比例的台湾本省籍民众的特殊历史遭遇与心态，则长期未进入对台研究队伍的意识范围；虽然少数历史研究者对此有所掌握，也仅存在于单纯的学术范畴，而并没有真正传导到政策研究领域，政策性论述中仍然鲜少论及。

　　2002年1月，时任副总理的钱其琛在纪念江泽民“八项主张”发表七周年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充分理解他们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复杂心态，充分尊重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是在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显然，民进党上台并标榜“本土政权”，人们在加强反对“台独”斗争的同时，也意识到全面把握台湾人民历史背景与复杂心态的重要性。此后，这一认识与理解就频繁出现于领导人的相关论述。2005年4月，胡锦涛在会见连战时指出：“我们十分同情台湾同胞在历史上经历的不幸、蒙受的冤屈。对台湾同胞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心态和感情，对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对大陆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我们不仅会基于同胞之爱予以充分理解和体谅，而且会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去疏导和化解”；“我们了解台湾同胞特殊的历史遭遇，那是近代中国苦难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个中国人都刻骨铭心”。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由于亲身在长期实践中拥有对台湾问题的透彻了解与深刻思考，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与阐释就更为深入，一种悲悯情怀常常跃然纸上。“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特定的心态，包括特殊的历史悲情心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我们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愿意用真诚、善意、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在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抚平历史创伤”。他反复强调“两岸一家亲”理念，多次表明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并不断提出惠及台湾同胞的各种措施。

　　早在1990年时，笔者阅读到了台湾旅日学者戴国辉研究“2.28事件”的专著。它在提供“2.28事件”详实面貌及其原因过程中，把历史触角延伸至“乙未割台”及以后台湾人民的心理变迁。这引起笔者深沉思索与此后执着的探究。自此而后，就总觉得一般的认识与论述中缺少了点什么，隔膜着点什么。到前述2000年的参考文章中，笔者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并在以后的参考文章中不断重复（一是思想观念的把握与理解往往需要较长的过程，二是由于相关领域自然的人事交替）。文中有一个专门部分“百年回首――台湾人特殊的历史遭遇及由此生成之二重心理结构”，是这样描述的：

　　百年回首：台湾人特殊的历史遭遇及由此生成之二重心理结构

　　这里所指台湾人，先讲在岛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不论就血缘、地域还是历史、文化而言，台湾人无疑就是中国人。但由于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台湾人特殊的历史经历，使他们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二重心理结构，对祖国中央政府存在一种非常独特的恩怨情仇。

　　世纪初：被母亲抛弃的无奈。

　　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为求自保割弃台湾。当时岛内军民哭天抢地，泣求中央政府勿将他们抛弃于东洋；求告无效，遂自行组织奋起抗日。因清政府在日本淫威下极力撇清同岛内抗日军民的关系，甚至将撤退到福建沿海的官兵绑交日本人杀头，他们被迫以“台湾民主国”宣布独立，以此为号召与敌抗争（因为已没有资格自称中国人），但仍以“永清”为年号，明示“永向大清”心志。不久终因敌我悬殊，惨烈失败。这一历史遭遇，使台湾人民遭受巨大的心理损伤，在心态上沦为“亚洲的孤儿”。在日本统治漫长的五十年里，由于殖民地的身份、被歧视的待遇，台湾人凝生出两种强烈的意愿：一是回归祖国怀抱，这是民族主义的意识；二是解除被压迫的命运，渴望当家做主，这是民主主义的要求。这双重要求鲜明地体现在林献堂的议会请愿运动以及文化协会的社会运动上，尤其日本殖民者“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结构性政策，使台湾农民沦为“农业的无产劳动者”，更促进社会运动的兴起。但这些运动都遭到日本强权统治无情镇压。

　　世纪中：回归后的双重幻灭。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归。台湾人民表现出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中国身为“五大国”之一，更增加了他们的乐观与期待，“全岛鼓乐，数月不绝”，“我们终于又可以做堂堂中国人了！”民族主义达到高潮。可惜的是，他们迎接来的“国军”远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军队，而是一支被历史学家形容为“惨胜”的部队，同时弥漫于中国大陆的封建、腐败、官僚、特权也跟着接收大员涌入台湾；相对于台湾已经有初步的法治与现代化基础（这是部分人转而产生日本情结的原因），大陆仍旧在战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之中，处于不同历史发展条件下的两种社会形态终于爆发激烈冲突，“2.28事件”正是这种冲突的集中表现。“2.28事件”的鲜血带给台湾人民难以抚平的伤痕，也使民族主义的理想遭到幻灭，从此埋下台湾意识的根源。同时，甫回归的台湾人旋即被国民党中央政府卷入内战烽火，回归的喜悦荡然无存。

　　国民党接收人员在台湾上上下下大搞“五子登科”（所谓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之类），而生居于此地的台湾人却由于不受信任、许多人已不识中文不懂国语等原因，继续处于社会的边缘与底层。1949年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台，此后并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台湾更加没有民主法治可言。台湾人于日本统治时期生长出的对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渴望，至此双重破灭。

　　上述半个多世纪中的悲惨命运，使台湾人在极度的挫折中陷入极度的“悲情”，使他们在心理上将祖国视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形同“外来政权”，也使部分人具备了说服自己不再认同“中国人”的道德心理基础。由此形成的所谓“台湾人心态”极为复杂，作者撮其要者点列以下三点：

　　一是弃儿心结。如同一个孤儿，一出生就被母亲抛弃，之后经过自己艰难挣扎长大了，而且出息了；这时候谈到认祖归宗，他很自然会抱持一种可认可不认、可归可不归的态度，而且认不认、归不归都应是他的自主权利。在此情况下，要真正促其回归就须在两方面具有同等的力度，首先是阻断其不归的后路（如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同时必须以亲情感化，以母爱滋润，甚至某种程度上让他以一种自主自愿、荣归故里的姿态回家。如只是声色俱厉说你必须回来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则必然导致其心理逆反。这一历史心结虽然随着时间流逝而在普通民众中有所淡化，但在代表和表达群体利益的政党、知识分子中却远不会消失。照说清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与我们并无关系，相同之处则在于我们也是代表祖国的中央政府。相关的例子是，70年代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曾代表德意志民族向二战中受难的犹太人墓下跪，这也许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概括承受。

　　二是强烈的“出头天”愿望。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长期处于下等公民地位。台湾收复后，除了“2.28”镇压，绝大多数台湾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普遍没有得到改善。首先是由于国民党把整个政权体系及经济、文化机构从上而下搬到台湾，同时抱持“反攻大陆”的过客心理，总体上并不给台湾人留下参与的余地。其次由于台湾人久离祖国，多数不通中文、不懂国语，对官场及经济、文化领域的体面职位均不得其门而入，因而在各方面倍受歧视。这就形成了少数大陆人长期统治多数台湾人的不合理状况。少数大陆籍人笼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突出代表，是1947年在南京就任的庞大的“中央民意机构”，在“反共复国”的名义下居然几十年一贯不加改选（被讥为“万年国会”），这种特权对台湾人的基本权利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剥夺。时间愈久，愤懑愈深，各种各样的反抗此起彼伏；而国民党政府则一贯施以高压，或处决，或关押，“绿岛”成为台湾人苦难的象征。长期受压制的命运使台湾人逐渐形成一种极为突出的反叛性格，结合早期先民渡海求生的冒险特质，愈压愈反，几近偏执，只能“顺毛摸”，不能“逆须捋”；同时也凝聚出一种鲜明的群体共识，就是必须“出头天”当家做主。这一“出头天”思想反映在两岸关系现实上，就是认为“一国两制”是对台湾地位的“矮化”，拒不接受地方政府的定位，强烈执着于“尊严与平等”，突出表现是许多人可以接受血缘、历史、文化及未来的中国，但对目前“政治”的一个中国则不愿承认（因为“中国”在国际现实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民国”）。

　　三是明显的西方制度认同。台湾人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蒋家父子长期进行反共宣传，七、八十年代经历了“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很多知识分子曾留学欧美，后至苏联解体、西方价值观盛极一时，等等，都使台湾人对共产主义加以排斥，并有一种相对于大陆的“优越感”。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本省籍的台湾人如此，包括传统国民党大陆籍人也如此。这也正是蒋经国生前长期拒不接受我“一国两制”统一的根本原因。随着两岸交流往来逐年增多，特别是由于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进展，台湾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大陆未来诱人的发展前景，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产生变化。但是，他们在根本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还是认同西方的模式，并一厢情愿地认为大陆将来也会走上那条道路。体现在两岸关系取向上，就是希望两岸制度及生活水平接近后再谈统一（即所谓“未来的一个中国”），现阶段则两岸“分治”。这是“维持现状”成为所谓台湾“主流民意”的深层社会基础。

　　世纪末：“民主”业已实现，“民族”再临抉择。

　　从以上观点看，蒋经国于80年代后期实施的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正是回应台湾人民自日本统治时期开始的对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百年悲愿。时移势易的是，台湾人经历了1945年回归时民族主义理想的幻灭后，已经在部分人中产生出一定的“台独”倾向，因而蒋的两大措施实际具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即通过增加同大陆的联系来平衡与牵制“民主化”中将破笼而出的“台独”能量。……

　　民进党上台也使台湾人第一次没有了国民党的中间缓冲，直接面对大陆，直接面对13亿大陆人民在远比台湾百年经历深长久远的五千年历史传统中形成的统一理想，直接面对国际上不可能更改的一个中国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民进党上台促使台湾人必须重新面对历史和现实，在终极的意义上对统独问题进行彻底反思。为了争取执政，陈水扁在竞选期间作出了不推动“台独”的保证，上台后声明他已“放空”自己，不论统独都由民众决定；曾在元旦致辞中表示“一个中国本不是问题”，并称“既然要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如何如何。对这些动向，我们一方面可以看作“台独”分子一时的诡计，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是一个转变的开始。电影《鸦片战争》开首有一段旁白：“一个民族只有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才能冷静平和地反思过去跪着时的历史。”民族如此，族群也如是。台湾人既已当家做主，从而已就开始摆脱他百年的悲情；尽管民进党内还存在基本教义派的强力拉扯，尽管许多民进党人不可能一下丢掉久负的包袱，围绕一个中国的争执还将持续，但转变应已开始。

　　这是继半个世纪前民族主义理想破灭后，台湾人再一次直接面对祖国，进行再一次抉择。不同的是，上一次开始时是带着欣喜无条件地回归祖国怀抱，这次则多了一项“对等与尊严”的坚持。

　　与上一次相同的是，作为祖国一方的言行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他们的进退取舍。

　　令人欣慰的是，祖国大陆现代化建设的迅猛进步及其所展示出的广阔前景，已经成为台湾经济再转型、再升级的动力与希望，从而对广大台湾人产生巨大的磁吸作用；而在全局战略上占据的主动，则使我们能够对十分在意祖国态度的台湾人展现比以往更大的包容。

　　新世纪是一个乐观的世纪。在历史的长线上，我们听到了两岸融合的深沉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