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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省人民“2·28”起义53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叶纪东同志于2月11日与世长辞了，我深深地感到悲痛。他与我是在“2·28”起义中一起战斗的老战友。当时我们同是19岁，他是延平学院学生，晚上念书、白天打工，我是台大法学院学生。
“2·28”起义先从台北爆发。我参加了2月27日晚“林江迈香烟摊事件”的群众抗议斗争,28日又投入“捣毁专卖局台北分局”、“围攻广播电台”及向长官公署和平请愿示威游行等群众抗争。28日中午长官公署开枪射杀请愿群众的流血惨案之后，我赶回台大法学院召开学生大会，报告惨案经过,抨击暴政，动员同学们积极投入斗争,之后又赶去延平学院参加几个大中院校学生代表的紧急会议。这些代表都是前几次反美、反蒋学运的领导人和骨干。我在此会议上认识了纪东同志。他说早知道我，并在会后给我介绍30来岁的社会青年李中志。后来我才得知，纪东同志是中共台北市工委领导人廖瑞发、黄石岩叫他来找我联系的。李中志是起义爆发后中共台北地下党紧急设置的“台北地区武装起义指挥部”的总指挥。纪东同志是入党不久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是全省仅有的五六十名党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我还不知台湾已建有地下党而尚未入党。
从此以后，我接受“台北地区武装起义指挥部”的领导，与纪东同志并肩参加斗争。但台北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党、军、警、宪、特最集中，反动武装雄厚，地方上层士绅云集，因而斗争更为复杂、艰难。市面上起义群众扬眉吐气，但军、警不时乘坐卡车胡乱射杀，实际上形势严峻。此时，纪东同志与我都认为：由国大代表、省、市参议员等士绅和政府代表组成的“2.28事变处理委员会”以通过谈判争取政治改革的办法行不通，是中了国民党“缓兵之计”。我们都一致认为：斗争已开始，绝不能妥协，必须坚持斗争到底。只有组织人民武装制服反动武装，建立人民政权才是正确的道路。我们不分昼夜、不怕疲劳、废寝忘食，秘密组织学生武装队伍，还散发、粘贴“反对国民党专政独裁”、“我们要民主！我们要面包！”、“新民主主义革命万岁”等标语、口号。我们每天碰头一两次，汇总、研究工作进展，交流局势信息。但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影响。“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把许多学生编成“治安维持队”，并把它置于军统特务许德辉为首的“忠义服务队”的控制之下。它们还天天用扩音喇叭发消息、发号召，致使一些学生混淆不清，而不知何从。尽管如此，经我们及师院等另几位学生领导人几天几夜的奔波，终于组织起了两支学生队伍。另外还有指挥部直接领导的郊区新店镇镇民和农民的一支队伍。
于是3月4日上午，指挥部召开会议，布署了武装起义计划：3月5日凌晨2时，从新店镇开始发动，镇人民武装队伍会同从乌来下山的高山族同胞攻占新店镇后，开进市区与两支学生队伍联合作战。凌晨3时，以信号弹为令，各队先攻取军械库武装自己后，分头攻取所分担的军、警、宪等武装据点，至拂晓会合攻占“省长官公署”。总指挥李中志坐镇新店。我负责组织和领导的第一大队、副总指挥直接领导的第二大队，都在4日傍晚分头在建国中学和师范学院集结待命，纪东同志主要负责交通联络并兼管延平学院队伍。我们学生大队都没有领到武器，但个个斗志昂扬，手持自备的铁棍、木棍、刀、木刀等武器，誓与反动武装决一死战。但，由于指挥部的某些组织联络未落实，收集武器又落空，高山族同胞因没有按约领到米、盐等战备物资而没有下山，新店镇起义未能发动，指挥部终于停发进军令。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泄气，继续抓紧准备，争取抢在国民党援军到达之前，实现武装起义。但至3月9日，蒋介石从苏北内战战场调来的援军已开进台北大屠杀、大搜捕，武装起义计划终于未能实现。
之后，我在台湾北部各地躲避杀、捕约两个月，而于5月间经廖瑞发的安排前去纪东同志的高雄家。躲回高雄的纪东同志，计划租借政府山地以烧木炭为掩护培训青年骨干，建立革命基地。但租借山地许可遥遥无期，他家境清苦，我不宜长期当食客，我就只住了几天。在这几天里，我了解到：他父亲是铁路职工，曾参加反日斗争而被捕过，是廖瑞发的朋友，因而纪东同志在台北时住廖处。客厅里挂有他8岁时书写的“至德照天地”苍劲有力的几个大字，从其署名才知道他的原名是叶崇培。据说幼年时被人称为“神童”。他从小学至中学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而常任班长。他的群众联系广泛，被人所敬重。我们还交谈了革命的目的、前途。他简要归纳说：建立人民政权，发展生产，让老百姓都能过美好的幸福生活。谈话间他那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令我记忆犹新。其后纪东同志留在高雄工作，后任中共高雄县工委委员。
我与纪东同志道别后按原计划离台到上海躲避约两个月。7月间返台办入党手续，担任中共地下党省学工委的工作。在这不久，纪东同志因事来台北，他经组织的安排与我会面叙谈。我们互相勉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革命到底。我们在“2.28起义”中，建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949年春，依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决定，有一批已被通缉的同志，撤离台湾回到祖国大陆。纪东同志与我都是在4月间，先后撤退到上海。当时百万雄师已压境长江北岸。纪东同志到上海当天，正好赶上上海地下交通要安排先到的几位同志过江，他就一起顺利地过江前来北京，并和已到的几位同志，以台湾省代表名义出席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后纪东同志留在北京中央电台工作直至离休。我与另几位晚到达上海的同志，失掉了过江北上出席这两个青年盛会的机会。直至1952年8月，我才从上海调来北京台盟工作，因而又能在北京与纪东同志相会。
这几十年来，他与我虽然没有在一起工作，但总爱找机会相聚，交谈心里话。老战友，思想感情相通，每次议论的主题不外是台湾问题以及留在家乡的战友和父老兄弟姐妹。
我们时常怀念在台牺牲的廖瑞发、黄石岩、郭?琮、李中志等等战友。当谈起他们遭到严刑拷打并被残酷被杀害的情形，就忍不住悲愤之泪盈眶。我们愤怒指责蒋家王朝在“2·28”起义和50年代白色恐怖中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台湾同胞。这严重损伤了台湾同胞热爱祖国的情感并给统一大业增加了艰难。
我们都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他给我在台湾的战斗历史写了有力证明，我在干校劳动之余，给他写了大量证明材料批驳欲加于他的不实之词。
纪东同志对于来访的台胞，满腔热情，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住宿、寻找亲友，有时陪同参观、访问，必要时还陪同到外地寻找贸易、投资的商机。他善于抓住机会与他们交谈台湾问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因此爱找他的台胞愈来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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