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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人
平埔人分布在西部沿海平原，由于长期与汉族人民生活在一起，现在已很难分清哪些是干埔人。“平埔”在台语中是“平原”的意思，约有6万人，可以分为九个习俗与语言各不相同的族群：西拉雅人、洪雅人、巴布萨人、巴宰海人、拉瀑拉人、随卡斯人、凯达格兰人、卡瓦兰人、邵人。
由于历史的原因，6万左右的平埔人居住得极为分散，本民族传统文化也已很少，他们的生活、文化、意识几乎与当地汉人无法区别。他们的衣着、容貌、体型也与汉人无异，而且都讲一口纯正的“本地话”，有些人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国语”。然而他们大多不愿说出自己是平埔人，甚至汉人与平埔人生育的后代也多半认为自己是汉人。这大概是由于数百年来“汉番”社会地位高低悬殊造成了这种少数民族自尊心受到摧残的现象。
现在平埔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是台南县大内乡头社村。平埔人生活的地区田地多，所以普遍采用游耕的办法，就是耕地一年一换，也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台湾的夏季气温高，气候多变，有时晴空万里，有时又风雨雷电。土壤里含的有机质很少，腐殖质的形成也很困难，水土流失快，加上由于酷热，土壤风化剧烈，如果不频繁地换地耕种，贫瘠的土地也仅能维持少数人的生活必需。
每年的八九月间，平埔农人就要先砍去地里茂盛的茅草，让草自行枯烂在土壤里，以当肥料。等过了冬天，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才把种子撒在地里。这种利用自然的风吹日晒、沤草养土的方法，比起原始农业的焚草辟地来，是一大进步。究其原因，是平埔人舍不得把猪场全部毁坏，致使牡鹿天生存之地。因为在平埔人眼里，鹿皮、鹿角、鹿肉的价值是远远高过地里长出的稻黍的。
记载，明朝末年，平埔人的农作物主要以根茎作物为主，兼种早稻、粟禾之类。他们也从荒田里采集一些自然生长的野生植物作为补充性食物。这些野生植物主要有槟榔果、香蕉、柠柠檬、西瓜、南瓜、瓠瓜、甘蔗等美味可口的鲜果菜蔬。
在没有与汉人接触之前，平埔人的劳作方式非常简单，种子一种下，他们便高枕无忧了，不再管理，任其自然生长，这也是原始的热带农业生产的共同特点。这样不深耕、不灌溉的自给式农作，其收成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根本没有过冬的余粮。游耕农业使他们像牧民一样经常迁移，以给土地充分的时间进行恢复。到了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大批的汉族人移民东渡过海来到了平埔人居住的地区，使得平埔人失去了可以游耕迁移的地面，不得不改变耕作方式。据统计，19世纪末，汉人移民超过了200万人，他们带来了水稻种植法、犁耕法，为平埔人的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平埔人中与汉人最早有接触的是西拉雅人，他们从汉人那里学到了许多种田的经验和使用更先进的农具。
在此之前，平埔人多实行女耕男猎，女子干农活，力气不是很大，农具也格外简单，割稻时没有镰刀用，只能用小刀连茎带果实一起割下来。锄地时只用一个一尺余长的硬木棍，其顶端绑上一片锐利的石片。因为他们缺少铁器。汉人使平埔人也用上了犁和耙。在六十七编辑的〈番社采风图考〉中，有这样一幅图：一位平埔农妇身背着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正在熟练地扶犁于水田之中。往日原始落后的棒棍掘土情景消失了，农妇的脸上流露出对丰收的渴望和农作的艰辛。
另外，农业生产中最重要工具―牛，也不是台湾本地所有。据载，台湾原本没有耕牛，是荷兰人占据台湾时，带来了荷兰种牛，随意放养在原野上，任其繁殖。而黄牛则是由南亚地区和华南一带流人的，在深山里较多，平埔人将其捉来加以训练，使其去除野性，用作代步工具。
明朝时，郑芝龙和颜思齐都曾将水牛奖授给渡台的农民，鼓励他们垦殖荒地，开发台湾，这些水牛同时也成为平埔人的好帮手。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对耕牛和黄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平埔人为了得到更多的耕牛，就到深山里去捉‘野牛”,即荷兰人带来放养在原野上的牛。他们将较大的牛犊用绳索系在牛栏里，对于蛮壮的雄牛就关起来先饿几天，然后再慢慢喂它一些水和草，让它驯服起来。最后又将其阉割，使它长壮。这样驯出的“野牛”就可以耕地运输了。
平埔人的织布技术已接近织锦的程度，棉布的底色是靛青色，上面缀奶白、蓝、赤、黄及米色等不同的条纹和图案，交织自然，赏心悦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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