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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顾往]抗英保台的功臣——姚莹(2003.4)

  时间:2003-12-31 18:36    来源: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清代著名思想家,是清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曾于嘉庆末年和道光初年任台湾县令,后来又任噶玛兰通判,道光十八(1838)年,姚莹出任台湾兵备道。在随后爆发的鸦片战争中,他与台湾总兵达洪阿一起,领导了台湾的抗英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写下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英勇抗战的光辉篇章。及至中国战败,在英国的无理要求下,姚莹因功罹祸,被以道光帝为首的投降派贬到四川、西藏。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念念不忘国家的安危,著书立说,提出御侮强国的建言,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操,值得后人景仰。

  指挥若定,力撑台湾危局

  1840年6月,英军封锁广州洋面,发动了鸦片战争。顿时,整个东南沿海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台湾作为中国东南要区,自然是英军觊觎的重要目标。战争爆发之前,英军就不断派人到台湾岛内了解情况,并经常抓捕渔民询问港口内部的情况。随着战局的发展,台湾形势也越来越严峻,1841年8月厦门陷落,台湾的主要物资供应线被切断,台湾岛内更是人心浮动;同时,英军军舰进犯台湾,来势汹汹。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积极筹防,同时在战争中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为台湾保卫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加紧训练军队。姚莹治军“务在简、严”,即“究其大端,不责苛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抗英斗争中,台湾守军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给英军以沉重的打击。

  改善武器装备,添置军事设施。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台湾防务。如制造巨舰以利于海战;勘测各个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进行设防;在各个港口增设炮位,加固原有的炮台;将在福州新近铸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调来一批以增加台湾的作战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应用。这些措施增强了守军的作战能力,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的战斗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两门巨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打断了英军的桅杆,从而迫使其撤退后触礁沉没。

  团练乡勇,使之协防。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姚莹立即驰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并沿途召见耆老、士绅,使之团练乡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计四县二厅,团练壮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听调用。”当时5个比较大的口岸共用防卫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调用的协防乡勇数量则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规军的数量相差无几。这还没有包括那些没有被调用的乡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练乡勇已经达到了47000余人,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正规军。而且,这些乡勇平时不领经费,仅在战时调用才拨给口粮。对于军饷本来就缺乏的台湾来说,这种寓兵于民的做法无疑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收养游民,稳定后方。台湾游民素多,成为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树旗滋事、趁机抢劫的事件大都是游民所为。姚莹一直比较注意解决游民问题,任台湾道不久,就提出了收养游民的问题,要求将他们编入各庄保甲,由各庄的总理、董事进行约束,“无事则使巡守田园,有事则逐捕盗贼。”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与以前相比,游民滋事的数量明显减少。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收养游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会商台湾夷务》中说:“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募乡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游民大多被编入乡勇,直接补充了军事力量。对于抗英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部分游民趁抗英斗争期间制造混乱,抢劫财物的行为,姚莹则给予坚决的打击,以保证后方的稳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义地方发生了游民暴动。他们数十成群,向铺户强借银钱,并于15日黎明攻击官员寓所,杀死兵丁。总兵达洪阿迅速带领兵丁平定了这次骚乱。然而北部刚刚平息,又有游民在凤山县竖旗滋事,杀死民人祭旗,并攻击汛地。姚莹迅速调兵缉拿,很快击溃了这一股势力,稳定了形势,从而保证了抗英斗争的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竖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国侵略者相互关联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国人收买,到台湾作内应,配合英军进攻台湾。据英国俘虏自己交代,英军司令璞鼎查曾给汉奸番银90000元、纹银6000两,“来台购买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后,政府缉捕的人员中有很多是这类人。因此,对流民竖旗滋事的打击和打击汉奸、抗击外国侵略者紧密结合,事实上构成了整个抗英斗争的一部分。

  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鸦片战争中,中国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无论在武器装备和整体作战能力上均是如此。所以姚莹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战略。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坚壁清野,撤往内山的做法,而是坚持大小口兼顾,以大口为主的原则。另一方面,“以夷炮猛烈”,故“不与海上争锋”,而是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待到其登岸以后再利用险要的地形进行伏击,因此在几次战斗中,均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英国军舰进入鸡笼港,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一间。参将邱镇功督率军队,以大炮轰击英国军舰,将其桅杆打断,英军被迫撤退,慌乱之中撞上了礁石,船被撞破,英军纷纷落水,邱镇功诸人率军分路追杀,取得了胜利。这一战计斩英军32人,俘获133人,大炮10门,以及图册等物。同年九月初五,又有英军三桅船1艘,在鸡笼口外停泊,初挂红旗,继换白旗,并放舢板船入口,声言要索回以前被俘获的英军,每名愿付银洋100元。见到岸上没有回应,于9月13日闯入口门,直扑二沙湾炮台,大炮齐发,同时在三沙湾强行登陆。守军迅速发炮轰击打死英军2名,其余英军见岸上戒备森严,不敢再继续进攻,仓皇而退。

  英国两次失利后,于道光二十二(1842)年正月二十六日派军舰3艘到台湾外洋“见机行事”。30日,有一艘英国军舰“随带夹板船4只”,准备在大安港进入口门,护北路副将邱镇功、北路营游击安定邦等人前往堵御。英军见防守严密,于是退往外洋。此时守军雇募的渔夫周梓,以土音向英舰上的汉奸打招呼,将他们诱入土地公港搁浅,然后岸上大炮齐发,将英舰击破。此次计俘获英军49人,汉奸5人,取得了比较大的胜利。随后英军又于二三月间,派船只到台湾,不过没有直接进攻,只在外洋窥探。台湾守军严加防范,英舰见无机可乘,始行退去。台湾保卫战以中国军民的胜利告终。这也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的唯一胜利。

  因功罹祸,不改赤子之心

  台湾抗英斗争的胜利令中国军民士气大振,道光帝也称赞这几次战斗说“可称大快人心”。特赐姚莹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侵略者也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842年中英签定了《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军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释放在战争中被台湾军民俘获的士兵。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军战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军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谎称这些俘虏本系难民,因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却被台湾镇道当作官兵杀害,以冒功请赏。英国公使璞鼎查坚决要求将台湾镇道“去官正法”,否则的话,“将奏明我国君主,非惟伤及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再起。”进行战争威胁。

  姚莹对于英国公使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指出:一,这些英军被俘时台湾海峡并无台风,因此遭风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获的英国船只上发现了浙江宁波镇海营中的军器、绿营旗帜和署为“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附近山形水势图一本。可以说明此船曾参与过这些侵略中国沿海的战役。三,英国船上设有炮台,“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而并非如璞鼎查所称仅是商船。因此,姚莹认为,英国公使的说法俱是捏造,仅仅是为诬陷、打击台湾抗战军民提供口实而已。但是这些辩解并没有阻止投降派官员将姚莹罗织成狱。事发之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弹章相继,或日为书,偏布京师,曰‘不杀镇道,无以谢夷,以坚和约’。”清政府令闽督怡良到台湾调查此事。怡良“成见早定,不容陈辩”,没有经过调查,立即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以其所闻于夷人者令镇道俱对”。在这种情况下,姚莹有口难辩,终于被煅炼成狱。对此,姚莹在一首诗中写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网岂漏游鱼。”表达了他的无奈之情。姚莹含冤下狱,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隐情的。当时处决俘虏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见到姚莹下狱以后所写的“供辞”时说:“台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他早已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根本不敢违背英国人的意愿。最后还是作出了荒唐的决定,将姚莹下狱。

  但是,姚莹的遭遇却激起了主战派爱国人士和台湾人民愤怒。怡良到台将姚莹及达洪阿逮问入京时,就有“精兵数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几乎激成兵变。后经劝导,众人才“痛哭投戈而罢”。不久,“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申诉者,凡数十起。”及至姚莹下狱,“台谏诸公纷纷上书言台湾事”,“争为颂冤”。在各方压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将姚莹“赦免”出狱。但是为了使英国人清满意,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

  对于这种遭遇,姚莹却安之若素。虽“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却能“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系统地考察了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康经行》15卷,并附图一卷。他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情况。他在书中还特别提醒人们要防范英国侵略者对西藏进行侵略。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同时,姚莹那种虽处江湖之险远,却仍系心于国家之忧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范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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