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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归国前后
我出生在台湾高雄县仁武乡的一个小村庄，6岁失去了父亲，是母亲和哥哥把我扶养成人。17岁在台南县长荣中学即将毕业时，哥哥要我到日本去留学并亲自找我的班主任。老师说我每次在高等学校模拟考试时都考第一名，哥哥听了很高兴，回家后进一步鼓励我到日本读书。1942年，我毕业于北海道帝国大学理学部，念的是植物生理学科，专攻微生物生理学。那时在报纸上看到英国首相邱吉尔得了严重的肺炎，用刚刚发明的青霉素就医好，于是我就在恩师——日本学士院会员（院士）坂村教授的指导下选择了青霉素研究作为毕业论文，从此确定了我从事微生物药物研究的人生道路。
大学时代我对哲学比较感兴趣，在认识论方面我倾向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后来受了在日本大学教书的陈文彬先生的影响，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禁书，接受了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当时国内解放战争正在进行，毕业后我一直寻找机会回大陆，想以科学救中国。就在那时，我参加了日本共产党，与战争时被俘虏到北海道做苦工后被放出来的原八路军战士，一起组织成立了“札幌市华侨民主促进会支部”。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了，我立即到东京，准备回国。但组织上叫我回国前先到东京做一些理工科留学生的工作，因此我与几位学友一起组织成立了“中国留日科学技术协会”，不定期请平野义太郎等进步学者给我们上课，并配合中国留日同学会向国民党驻日代表团要钱，补助留学生的生活。到了5月底，组织上同意我回国，我拿了杨春松同志的介绍信经过香港，回到只存在于想象当中、从没有见到过而且语言又不通的祖国大陆。原本组织上准备把我分配到上海，以备日后到台湾工作，后来考虑到我不会讲普通话，就把我分配到北京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抗生素研究室工作，从此我从事抗生素研究开发生产至今五十多年。
二、在解放了的祖国大陆上建立抗生素的工业
我在北京参加青霉素研究开发 2年。1952年国家决定在上海市建立第一处生产青霉素的制药厂，即上海第三制药厂。我被调至上海和以童村先生为主的上海抗生素工作者一起，进行抗生素厂的筹建工作。青霉素用于临床使人们的寿命延长了20年，能为国家工业化、为人民健康服务，我感到自豪和高兴。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十多个小时，我成功地研制出了链霉素，被评为1954年度上 海市劳动模范；研制金霉素成功，被评为1955年上海市劳动模范；1956年研究成功青霉素发酵新工艺，提高了其产量，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到北京参加了精英会，并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照相留念；1957年研究青霉素代乳糖发酵工艺，解决了大量工业生产的关键问题，获“国家发明奖”。1957年初，我一路从研究室主任、生产技术科科长、工程师被提拔为总工程师，领导全厂生产技术工作，主持了四环素、新霉素、红霉素、制霉菌素、灰黄霉素、赤霉素等一系列产品研究开发投产，以此形成我国抗生素生产全盛时代。
三、在极左路线下的苦难日子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给人民造成了苦难。大跃进前夕，全国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 的短期运动。有一天，厂党委开大会突然批判我，把我作为“拔白旗”的典型。会后我找到党委书记表示不服，这时北京医药管理局张亮局长（后为化工部副部长）给厂来电，并以坚定的口气叫我马上到北京报到去苏联考察，因而对我的批判也不了了之。
在苏联考察3个月 回厂后，我了解到，有些技术人员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劳动，为此我感到非常痛心，“大跃进”给人民带来了一场灾难。接着是一场“反右倾”斗争，用破除迷信的口号把违背科学的技术用于生产，在生产上搞高指标。厂党委亲自出马抓生产，把一项不成熟的技术投入生产。对此我坚决反对，我把厂党委告到行政领导单位——化工局和医药公司，公司派了一个副经理到厂表示支持我的意见。党委立即把化工局和公司告到党的领导单位区委，区党委把化工局告到市委书记马天水那儿，马严厉地批评了化工局。这一下子厂党委便整天开大小会批判我，说我反对新生事物。当时正好是庐山会议之后，批斗的火很旺，化工局还在全局大会点名批判我，厂党委给我戴了“严重右倾”的帽子，还准备把我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但被区党委阻止，没到农村改造。
违背科学的东西必然会受到惩罚，不成熟的技术投产会给生产造成很大损失。高指标抢生产出来的青霉素出厂很快变质，医院纷纷提出退货，造成青霉素事件。这时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纠正“反右倾”的极左政策，区委也派人到厂开会为我进行了平反，化工局任命我为总工程师兼副厂长，恢复了我的生产技术领导权。
四、八字方针指引下的新举动
党纠正了极左政策，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邓小平同志制定工业七十条，科学技术工作恢复了正常，因而生产技术发展很快。我又与科研人员一起研究开发半合成青霉素母核和半合成头孢菌素的母核，生产出半合成青霉素——甲氧苯基青霉素，初步解决由于在临床上应用青霉素后产生的第一次出现的耐药细菌，接着研究成功半合成头孢菌素母核，从而开辟了我国半合成抗生素工业的新领域。我还根据工业七十条的精神，建立了总工程师负责制，化工局开大会介绍了我们的总工程师负责制的经验。回想两年前，在同一个会场受到批判，我感概万分。在这一时期，党中央调整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为制定我国科学长远发展规划，在北京召开了各专业的专家大会。我作为国家科委抗生素小组的成员参加了大会。参与制定了《十二年发展规划》。
五、参加三线建设和援外工作
60年代，党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要建设大西南和大西北。化工部指定我所在的上海第三制药厂在大西南包建抗生素厂。我带领上海医药工业设计院的同志到西南选点后，在成都建立四川制药厂。正在紧张施工时，我接到化工部的通知，叫我到北京报到。化工部张珍副部长接见了我，并叫我到印尼去建立抗生素工厂，这个厂是周总理亲自向苏加诺总统答应建立的。
1963年8月，我带了一名翻译前往雅加达，经过考察，厂 址选定在茂物地区。与印尼卫生部长谈妥后，写了建厂计划通过使馆报国内，经批准后准备与印尼卫生部签协议。9月30日接到国内批准的通知，但当夜就听到了枪炮声，第二天出去时在马路上看到了许多纠察人员，当晚我还出席了使馆召开的国庆招待会。过了两天，苏哈托的部队从万隆开至首都雅加达，到处抓人，也开始反华，街上一片白色恐怖。我们住在使馆专家招待所，那里还住有建工局派出建雅加达大厦的专家组、轻工业部派出的专家组和我们一共8人，我们轮流值班，准备应付不测之事，夜晚，看到马路上在抓人。后来，历史上把印尼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称之为“9·30事件”。一个早晨，有2个武装警察进入了我们的宿舍，一楼住有华侨翻译和厨师，我们8人整装在二楼等待，准备应付，结果他们没有上二楼。过了几天，国内通知我回国，使馆叫我去印尼卫生部辞别，我带了2个翻译，其中1人是当地华侨，到了印尼卫生部后看到的情况与以前大不一样，卫生部内到处都是兵，与我接洽建厂的卫生部部长不知到那里去了，出来见我的是部队的卫生负责人，他带枪与我谈判。我表示，在目前混乱情况下我们无法工作准备回国。他不同意，要我们留下，你一句我一句，最后他没有坚持，于是我回到国内。回想起来印尼“9·30”事件，对我们的确是一个考验。归国后我到成都继续完成了四川制药厂的建设。
1974年我又被派到越南负责援建抗生素工厂，当工厂开始施工时越南掀起反华浪潮，我们撤出施工人员，工厂也就没有建成。
六、“文革”又一次过了苦难日子
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厂党委书记和一位副厂长“靠边”，厂长支援到江西“小三线”，另一个副书记生病不上班，厂领导班子中只有我一人当家，文革期间厂内很多事都冲着我来。
造反派刮起了“经济风”，几十个临时工和外包工把我揪到饭厅，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我为他们转正签字，闹了三天我没有答应。接着支援到江西“小三线”的支内职工和我厂培训的几十个艺徒又要求回上海，我不可能答应，被揪斗到第二天早晨。一些职工晚上到我家要求补发工资，闹得我家不得安宁。后来所谓“造反派司令部”发出了夺权斗争，一个造反派头头找我要我交出工厂的公章，交涉当中我们达成了“协议”：可不交出公章，但公章要把它封起来。这算是夺了我的权，接着宣布我靠边。
厂部的造反派分成两派，互相斗得很厉害。在斗争所谓“走资派”中，一派对我明批暗保；别一派是要打倒我的，但其中也有个别人想保我。两派天天斗，生产无人抓。有一天，造反派贴出通告勒令我出来抓生产，并只准抓好不准抓坏。我一面接受批斗一面抓生产，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各车间干部和广大群众很好地坚守岗位。整个文革期间，我厂的生产没有停下来。
这个时候，周总理指示卫生部要研制半合成头孢菌素，当时全国只有我们在开发这个品种。我接到化工部通告，大年夜到了北京，年初一向化工部徐令强部长、卫生部谢华军代表汇报了这个品种的开发情况。回厂后，造反派以为我见了周总理，因此对我比较客气了。以后造反派表面上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被结合当了生产组组长，照旧抓生产。
突然一天，由化工局革命委员会派来一个头头来厂发动群众对我批斗，我作为革命干部已经结合到革委会，为何还要批我？他们批判说我在赤霉素基本建设时不走群众路线而造成浪费。过一阵子不批判我了，而医药公司领导叫我作为援外工作组组长，负责援建越南抗生素厂。后来我才知道：曾在东京参加留日科学技术协会的在北京工作的同志，在“文革”中受审被逼供，说东京的科学技术协会是特务组织，我就被怀疑是特务头子当然要受到批斗。
七、科学的春天
从越南回来后，我于1975年调至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作为革委会副主任负责抓科研。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被任命为院长，我抓了思想、管理、课题三整顿，在科研工作上进行拨乱反正。这时，我利用我院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院的优势，组织了专业人员对一直不能实现工业化生产的抗肿瘤抗生素进行研究，使阿霉素、丝裂霉素等三大品种推向了生产，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我出席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听了邓小平同志讲话后深受感动，感到科学的春天来了。
当我国要恢复学位制度时，我作为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药学组的委员，在我院建立起了博士、硕士点。我自己也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在科学的春天里，我参加了一些国际会议，在大会上作了中国抗生素生产的报告。1994年我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政府和人民充分肯定了我的工作。
八、参加台盟
回国后我一心扑在抗 生素工业的建设上，没有参加社会工作。
1976年，我被推派作为上海5 名台胞代表之一，参加了全国台胞党员代表出席党九大候选人的协商会议。开会时听了叶剑英元帅的报告，至今对两点印象很深，一是海外关系是宝，可以利用台湾关系做台湾工作；二是对台工作点点滴滴可以汇成大河，回上海后，市统战小组召开了在沪台胞会议，要我们传达精神，由我传达叶帅讲话。会后，有些台胞到我家反映在“文革”中受冲击的情况。市统战小组要我们几个人多做联络在沪台胞的工作，并了解原台盟盟员的情况。
1977 年，台盟在上海民主党派中率先召开了盟员大会，恢复台盟的工作。开会之前我办了入盟的手续，在大会上我被选为台盟上海市主任委员。台盟恢复工作后，我们的工作重点主要在调查了解在几次极左运动中台胞受冲击而至今没有解决的情况，并向市统战小组汇报。由市里通知台胞所在单位落实政策。我们还组织盟员撰写对台宣传稿，成立了台盟文艺小分队，在台胞集会的时间或节日演出，并在海外台胞回国参加会议而路过上海时为他们演出。
1979年我被选为上海市侨联副主席，通过侨办推动落实日本归侨的政策工作。同年，我还被选为上海市五届政协副主席，任政协对台工作负责人。当时我还要作为院长领导上 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的工作，再加上还要做社会工作，确实感到力不从心，但作为一个台胞的责任感，我还是抽出时间做一些台胞和对台宣传工作。
1981年，党中央为了贯彻民主党派“三自”方针，要求派到民主党派任主要领导的共产党员退出。中共上海市委坚决贯彻这一指示，我辞去台盟上海市主任委员职务，在市四套班子换届时，我从政协转到了人大。
1987年，台盟中央选我为中央评议委员会副主席，我在上海有时利用这个名义接待来自故乡台湾的同胞。
九、难忘故乡
我曾在东京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认识了新竹食品工业研究所的许文辉博士，后他到大陆访问时到了我所在的研究院，回去后就以学者名义邀请我访问台湾。但在他寄来的邀请信的表格中要求我脱离政治组织，我当然不能办。后来他来信说可以不填写脱离组织，还说不必在香港办理入台手续，直接飞至桃园机场，并寄来机票。入台的第一关过了。但启程到了香港机场后，中华航空公司以“没有在香港办入台手续”为由不让我上机。我叫他们与邀请我的接待单位联系，在机场等了2个多小时后，他们才同意让我上机。第二关也算过了。到了桃园机场后，有两位先生到飞机旁迎接我。到了入关处时，两位小姐很有礼貌地拿出表格叫我填写。我看了表格中有一项叫“坦白参加大陆有关政治组织”，我向两位提出抗议：“我没有犯罪，为何要坦白？”两位小姐找来了机场入管局的负责人，我们两人之间开展了一场斗争。我说：“我是你们请来进行学术交流的，预先讲可以不填有关政治方面的表格。”机场负责人说要请示有关领导，拿起电话给入管局去了电话，结果还是不让我入关，第三关没有通过。当时有许多新闻记者采访现场。机场外我哥哥率领20多位亲戚和接待单位的人员在等待我出关，我只好拿起电话与哥哥告别。当晚经香港回国内，虽没有达到回乡目的，但我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第二天，台湾媒体报导了消息，从内容看都是同情我不能回乡而批评台湾当局的不当。
过了两年，曾当过高雄县议员的哥哥找了几个立法委员帮助我办理回台探亲手续。当飞机到了高雄机场时，我就看到哥哥在机场内等 待我们夫妇俩。出了机场，将近有100来人拿着鲜花欢迎我回乡，我感动得流下泪水，经过半个世纪我终于回到了老家！
回家第二天，我到临终时还在叫我小名的母亲的墓地含泪请求原谅我的不孝，还到了我6岁时就逝世的父亲墓地报告我回家的消息。回乡第三天，哥哥遵照我母亲生前的嘱咐，当我回家时要请戏班唱戏欢迎我，哥哥宴请了40多桌客人并请了戏班子唱戏。因两年前台湾各报报道了我在桃园机场被拒绝入关的消息，这次我回乡的消息又被报纸报道，因此台湾许多药厂以及有关研究单位都邀请我去参加交流。我还在台湾制药协会的主持下，做了大陆医药发展的报告。有些单位挽留我当他们的顾问，我向他们解释我在大陆生活习惯了，并且大陆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做，我还是当两岸医药界的桥梁吧。
回顾过去，有甜有苦，往事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里走动。我今年已77岁了，虽然身体不如以前，记忆力也差了 ，但我感到我的思考还可以，在有生之年将继续从事抗生素耐药菌的研究，为祖国医药事业的发展贡献出我的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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