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８周年，也是台湾光复５８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到来之际，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华艺音像实业有限公司和台湾夏潮基金会联合摄制完成的８集电视专题片《台湾往事》，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江泽民主席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百年前，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战争的手段逼迫腐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行攫取了台湾与澎湖列岛，使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屈辱的一页。”８集电视专题片《台湾往事》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对台湾同胞５０年抗日斗争做出了全方位的梳理，用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统治台湾期间，掠夺台湾资源，压迫和屠杀台湾同胞，推行皇民化政策，使台湾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残酷暴行；再现了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台湾同胞为抵抗日本殖民统治，反抗专制压迫，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进行不屈不挠、可歌可泣斗争的英雄史实。本刊从《台湾往事》众多事件中节选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故事，经概括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台岛烽烟拒倭守土
    《马关条约》有如一阵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在京城大地掀起了非同凡响的波澜。北京，松筠庵。几位义愤填膺的台湾举人声泪俱下地慷慨陈词。两岸学子公推广东举人康有为起草请愿书稿，向光绪皇帝力陈割地之弊。在这份１８０００余字、１３００多位举人联名签署的请愿书中留下千古名言：“社稷安危，在此一举”。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此后，拒倭守土的斗争便如钱塘江的浪潮，滚滚涌来。
　　台湾著名绅士丘逢甲咬破手指刺血上书：“拒倭守土”。他邀集一批台湾官绅一起挽留巡抚唐景崧暂摄台政，倡议建立“抗日保台”政权。５月１５日，一份署名“全台绅民”的《台民公告》呈入紫禁城：“……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图固守以待转机。”１０天后，对外打出临时性的地方抗日政权“台湾民主国”旗号，唐景崧说：“非此不足拒倭，但有一线转机仍归中国，断不肯自居化外”。故年号“永清”，寓意“臣服清朝，永隶中国”。内则仍以唐景崧为主持，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工部主事丘逢甲为全台义军统领。
　　一面“黄虎旗”迎风招展，台湾老百姓纷纷起而响应，拿起各种武器，据守各个关隘；他们誓死抵抗日寇武装割占，捍卫家园，视死如归，士气高涨。
　　就在台湾临时抗日政权成立的当天，日本广岛的宇品港里旌旗飞舞，欢送日本天皇钦命的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及其文武百官启程赴台接收。而日本海军的两艘军舰“高千穗号”和“浪速号”已先行驶向台湾北部的重镇基隆外海。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得知台湾成立了抗日临时政权，这位在甲午海战中挨过邓世昌炮弹的日本将军，不顾中日两国交割台湾的具体事宜尚在进行之中，悍然向基隆开炮轰击，其海军陆战队猛攻基隆狮球岭炮台。
　　此时，日本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其近卫师团的前锋部队，突然出现在基隆东南的澳底，耀武扬威地登陆，建立了滩头阵地，并续续向纵深推进。这里仅有抗日义军４００余人，抵抗至弹尽粮绝，被迫弃守。
　　在台北巡抚衙门里，面对着告急文书雪片般飞来，唐景崧焦虑万分，他已一再电告朝廷，要求保住台湾，并期盼着朝廷能派员来与日军调停议和。他哪里知道，朝廷人员已经到了台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此时就在基隆港外的海面上，作为履行交割台湾的中方代表，他所乘坐船只却挂着德国国旗，而且一再表示决不踏上台湾的土地，要在船上完成交割手续。
　　桦山资纪曾问李经方，为何既到台湾却又不上岸？李经方回答说：“台湾岛民，心情激昂，已不听政府命令，且误认台湾割让乃吾父子谈判不力所致，殊恨吾一家，小官登台必立遭斩杀。”
　　１８９５年６月２日，在基隆港外的日本军舰“横滨丸”上，李经方与桦山资纪匆匆举行了“台湾割让仪式”。
　　有心保台，回天无术，唐景崧无奈于６月４日离开巡抚衙门，由淡水搭乘外国货船内渡大陆。１８９５年６月７日，日军占领台北。
　　桦山资纪占据了昔日的台湾巡抚衙门作为总督府，还独出心裁地策划了“台湾始政”纪念仪式。桦山资纪和北白川能久亲王还无耻地放话，说日本已经接管台湾，并将预期１个月内完全平息全岛的抵抗。
　　然而，桦山资纪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日军不断遭到抗日军民的袭击，损失惨重。
　　在台湾中部门户新竹，侵台日军遭到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双方殊死激战２０余次。新竹保卫战的抗日义军将领姜绍祖，率兵攻打东门时不幸身负重伤，为国捐躯。
　　由苏力、苏俊和陈小埤领导新竹百姓组成的抗日武装“三角涌义民营”，机智灵活地利用河谷、丛林、丘陵等有利地形与侵略者进行游击战。一支由３６名日军组成的辎重队，在特务曹长樱井茂夫率领下，为进山“讨伐”的日军运送给养，途中遇到义民营突然袭击，辎重队全军覆没。近卫师团坊城大队，被苏力等人用“口袋阵”团团包围，死伤惨重，最后仅剩４名士兵，装扮成台湾百姓模样才得以逃生。
　　今天的苗栗，还留着祭奠“杨统领”的一处香火，香客络绎不绝，百年来从未寥落。这位英雄来自遥远的湖南湘潭，却在苗栗为台湾老百姓豁出性命抵抗来犯日军，这位黑旗军将领名叫杨再云，率领来自大陆的新楚军驻守新竹，他凛然刚烈，亲自上阵拼杀，与官兵们一起战死在苗栗。
　　１８９５年这一年，台湾人民用非常简单的武器，甚至赤手空拳，跟最现代化的日本近卫师团对抗，死伤极为惨烈。当时战斗激烈的台北县树林镇，至今存留着一座坟茔，纪念“乙未树林抗日十三公”。他们是日军从台北向南进军时最早遇到的殊死抵抗。沿台北向南，像这样的抗日英烈冢还有很多，著名的“七十三公墓”里，供奉着更多的抗日义军不屈的魂灵，这里的每一个英名，都能引出一个悲壮惨烈的故事。
　　丘逢甲亲率义军顽强地抵抗日本侵略军，一直坚持到１８９５年７月末，终因弹尽粮绝、腹背受敌，只得饮恨含悲，撤离台湾，避难于祖籍广东蕉岭。他面对东海波涛，日日以泪洗面。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念台精舍”，以“海东遗民”的署名，写下大量怀念台湾的爱国诗篇。辛亥革命爆发后，丘逢甲积极投身革命，念念不忘光复台湾。终因积劳成疾，４８岁时病逝于蕉岭。丘逢甲的躯体永远留在了大陆，但他的灵魂早已飘过海峡、魂归宝岛台湾。

雾社英灵碧血雄风
    日据时期，在台湾中部的埔里，爆发过一场震惊世界的灭族惨案，暴虐无道的日本殖民统治者对泰雅人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血腥大屠杀，这就是“雾社事件”。
　　雾社位于埔里以东的南投县，是一片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山地带，因时常有山岚雾气而得名。这里分布着１０余个泰雅人都落，他们刀耕火种、狩猎山林，与世无争。
　　日本强占台湾后，为了掠夺资源，很快便染指中部山区，雾社泰雅人陷入了被奴役、被掠夺的悲惨境地。他们被视为“蕃人”，猎狗被毒死、猎枪被收缴，强迫放弃本民族习俗，强制接受日本奴化教育。日本警察对泰雅同胞肆意盘剥、凌辱，更有甚者，还打着“和蕃婚姻”的旗号，强娶泰雅女子做妻妾，之后又大多将她们遗弃，日本殖民统治者用这样的残暴手段，把这些秉性善良的泰雅人一步步逼上了绝路。
　　１９３０年，日本统治台湾已进入了第３５个年头。随着其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日益加剧，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更加悲惨，民族仇恨日益高涨，这时，一个骄横跋扈的日本警察，在雾社的马赫坡社点燃了火药桶上的导火索。
　　马赫坡社是雾社１１个泰雅族群中的一个大社，首领莫那鲁道身材高大魁梧，性情秉直刚烈，在雾社的族群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深得族人的拥戴。１０月的一天，马赫坡社的鲁比·巴万姑娘出嫁，莫那鲁道和两个儿子都来参加婚宴。席间，日本警察吉村克己突然闯了进来。按照泰雅人的习俗，莫那鲁道的长子塔达欧·莫那给吉村端上一碗酒，拉他入坐，不料吉村却劈手打翻酒碗，还用警棍当众殴打塔达欧·莫那。被激怒的人们将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日本警察一顿痛打，撵出了村子。一贯欺压村民的吉村恼羞成怒，借口莫那鲁道等人要聚众造反，扬言要抓人问罪、严加惩办。消息传出，群情激愤，饱受日本人奴役的雾社族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心在莫那鲁道的率领下揭竿而起，以死抗争。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７日，日本人为纪念死在台湾的能久亲王，将在雾社公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考虑到此时日本人集中、各处疏于防备，莫那鲁道把起义的日期定在了这一天。
　　１０月２７日凌晨，以马赫坡社为首的雾社地区６个泰雅部落同时行动，他们切断了电话线，破坏了进山的交通要道，铲除了１０余个警察所，夺取了大批枪械弹药。日本巡警吉村也做了泰雅人的刀下鬼。
　　上午８时，运动会开始。当日本人奏乐升旗时，起义的泰雅勇士怒吼着冲进了会场，刀枪直指在场的日本人，刹那间这些不可一世的“统治者”血肉飞溅，震惊世界的雾社泰雅人抗日武装起义开始了！
　　日本殖民统治者立刻开始了疯狂的反扑，驻扎在台湾各地的军警部队几乎倾巢出动，不惜动用飞机、大炮和各种新式武器，对雾社狂轰滥炸。
　　面对强敌，莫那鲁道决定将族人撤进大山，准备与日寇做长期的周旋。泰雅勇士个个都是天生的好猎手，在深山密林中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使日军每向前一步都要付出代价。恼羞成怒的日军无计可施，竟然丧心病狂地投掷毒气弹，造成了许多泰雅勇士和妇女、儿童中毒惨死。
　　面对宁死不屈的泰雅勇士，日寇又使出一条毒计，胁迫另一些部落的泰雅人去进攻莫那鲁道，同时将抗日部落的农作物和房屋全部毁坏，企图断绝抗日泰雅人的食物来源。
　　几天后，日军永野小队和中谷小队再次猛攻抗日据点，泰雅勇士们用刚缴获的机枪猛烈射击，两个小队死伤惨重，只得狼狈撤退。
　　雾社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壮举，迅速传遍了台湾，传到了祖国大陆，也传到了日本本土。台湾全岛和祖国各地都展开了“声援雾社山胞起义抗日”的活动，日本全国大众党、日本劳农党针对日本军警镇压“雾社事件”向政府提出抗议。天皇裕仁对军警镇压进展缓慢表示不满。
　　日本殖民当局的进攻疯狂升级。飞机向雾社投掷了氰化物毒气弹，各种火炮集中向泰雅人的阵地猛轰。此时的泰雅抗日勇士近乎弹尽粮绝，莫那鲁道的小儿巴沙欧·莫那壮烈牺牲。莫那鲁道命令大儿子塔达欧·莫那坚守阵地，自己率族人冲下山坡，与２００余名日军展开了肉搏战，这是马赫坡的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们的首领。
　　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为了劝降，日本飞机撒下传单进行欺骗诱惑，又抓住莫那鲁道的女儿马红·莫那，要挟泰雅人放弃抵抗。
　　日本人的卑劣伎俩打动不了塔达欧·莫那，他与族人们早已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在马赫坡的一个岩窟里，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８日，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的泰雅勇士与自己的亲人们一起，唱着古老的灵歌饮酒诀别，所有的人都从容地洗净面庞，整好衣衫，走进养育自己的丛林，在被祖先奉为神灵的大树上引颈自缢。泰雅抗日族人用这种极为悲壮的方式，书写了“雾社起义”这一台湾原住民抗日斗争中最为惨烈的一页。
　　雾社起义４年之后，一位猎人在密林深处的岩石缝中，发现了莫那鲁道，这位抗日英雄高大的身躯虽已化作了累累白骨，怀中却还紧紧搂着一支斑驳锈蚀的步枪。
　　雾社起义失败了，但这次有组织、有计划、有充分准备的武装暴动已成为了一面旗帜，始终激励着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斗争。此后，台湾的少数民族武装抗日活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直至１９４５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

民族运动长歌当剑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从来没有停止，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正蓬勃兴起，他们在世界民族自决风潮和“五四”运动新思想指引下，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思想启蒙，积极开展民族民主自救。
　　林献堂是台湾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的思想和言行对台湾的民族运动的路线和发展方向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他致力于废除日本在台湾的“六三法”，以此去除台湾百姓的桎梏，削弱总督独裁专制的权力。他推动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他所要求设立的台湾议会，要求日本人承认台湾的地位特殊性，给台湾人参政的权利，由台湾人自己决定地方事务，通过体制内的抗争，使台湾人民能够减轻在日本殖民专制统治下的痛苦。这个台湾议会包含着民族自决的积极内涵，所以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
　　１９２０年近百名台湾籍日本留学生在东京成立新民会，林献堂任会长；１９２１年１０月，拥有１０００多名会员的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成立，林献堂和蒋渭水成为协会领导人，林献堂以呼吁台湾民主权利为主题的全台演说轰动一时。与此同时，一本仿照大陆《新青年》的杂志《台湾青年》创刊，成为重要理论阵地。
　　为了台湾议会设置，林献堂和他的同仁们持续请愿１５次，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台湾，日本殖民统治者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林献堂希望通过在台湾设置议会，从而争取民主权利的理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化作了泡影。
　　台湾知识界菁英、文化运动领袖蒋渭水，是日据时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先驱者之一。他１８岁考入台湾医学院，秘密加入中华革命党，希望用文化启蒙的方式让台湾的乡亲觉醒，能够以民主的思想、强健的体魄去争得自由、民主的生活。
　　蒋渭水从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的学生时代开始，就展开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目睹满目疮痍的台湾，他满怀悲愤然而又充满信心地为宝岛开出了一份著名的药方，他说：“我诊断台湾人所患的病，是知识的营养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识的营养品，是万万不能愈的。文化运动是对这病惟一的原因疗法，文化协会就是专门讲究实行原因治疗的机关。”
　　蒋渭水的反日活动声势浩大、旗帜鲜明，为此他曾两度入狱。在日本人的法庭上，面对强权，他大声喊出：“台湾人明白地中华民族即汉民族的事，不论什么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出狱后，他坚持文化与医学这两项救民措施，致力于台湾的民族运动，并成为台湾民众党的中坚人物。在文化协会分裂之后，蒋渭水斗志不减，继续组建台湾民众党，但终因积劳成疾，于３９岁因病逝世。
　　赖和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身为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赖和，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有着深切的体会，他认为，医治病患固然重要，但唤起台湾大众的民族意识，起来反抗外来压迫更为迫切。因此，他站到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最前列，积极开展爱国抗日的新文化宣传。
　　赖和创作的笔触，直接深入日据时代的台湾社会生活，揭露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残暴，为家乡被强占、同胞被欺侮愤而呐喊。他在自己发表作品的同时，还支持、培养了一大批文学青年，使反帝爱国、关怀乡土、亲近人民的台湾新文学精神得以传承发扬。
　　在日寇的一再迫害下，这位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优秀知识分子，不幸于４９岁时病逝于彰化。然而他在日据时期，坚持穿中式服装、拒不使用日本文字，效仿民族英雄文天祥凛然气节的壮举，教育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台湾热血青年，勇敢地担当起救国救亡的重任。
　　杨逵是一位以深沉的民族情感、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境界而闻名的作家。他用笔作匕首和投枪，紧紧围绕“赶走日本侵略者，实现祖国的统一”这一时代主题，为唤起广大民众起而抗争，决不甘心做日本人的顺民。他被日寇逮捕十余次，从来都是蔑视敌人、宁折不弯，被称为台湾文坛的斗士。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许多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不顾禁令、不惜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华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致力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文学家连横，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他运用文化手段，旗帜鲜明地进行反侵略斗争，潜心编纂《台湾通史》；搜集整理台湾方言，编成四卷《台湾语典》；他还在台湾开设“雅堂书局”，专卖汉文书籍。
　　连横说过：“我辈台湾人，凡台湾之历史、语言、文学，皆当保存之，宣传之，发扬而广大之，而后足以对我先民。”面对连横这样的知识分子，许多日本殖民者也只能哀叹：日本能够占领台湾的土地，但永远不可能征服台湾民众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