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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７６年１月母亲去世，至今已经过去２７年了。其间，也曾想过为母亲写点儿什么，但一直没有决心。甚至一直没敢深想，因为怕触动埋藏心底的哀思。我的心好比是一个电脑网站，有关母亲的一切都存在里面，只是不敢去访问。
母亲生于祖国宝岛台湾，自１９３１年离开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她的内心常常思念生养她的故土，谈起台湾，总会陷入遐思。即使不说什么，那表情也告诉我，她是多么多么的怀念。母亲的台湾情结从小就深深地感染了我，令我神往台湾，令我决心要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完成母亲的宿愿。
举家迁厦门
厦门是母亲的祖籍，１９３１年因为台北家中一系列变故，举家返回。她的父亲即我的外祖父翁瑟士（１８６１—１９３２年）本是福建省同安县人，早年渡海到台湾，定居台北，娶台北人邓水河为妻，在永乐町“发记”茶行当高级职员。在母亲念高小第一年时，外祖父失足从楼梯跌下，结果发生创伤性脑出血，大小便失禁，丧失劳动力。后又患白内障，双目失明，虽经手术复明，但终被辞职，失业在家。家庭经济顿时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她的大哥翁泽生自１９２１年回大陆后，参与革命活动，不能回台照顾家人。素有爱国思想的外祖父于是决定回大陆。母亲在台湾本打算升学念中学，但外祖父认为，不能再受日本的奴化教育了，于是，与外祖母一道，三人从台北赴基隆，乘船回到厦门。其实，小学毕业后，母亲就没有继续升学，估计是外祖父的主张。据我姨母吴淑端女士说，母亲小时候很会念书。不继续读日本人的书，宁肯在家无事，估计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原因。
兄长的影响
母亲的哥哥翁泽生从小受进步思想影响，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５年）并创立台湾共产党。他比母亲大１０岁，虽经常在外，但一直关心家人。母亲自少年起就受其影响。她清楚记得小时候（１９２４年？）的一件事：“我小时在台湾台北，听说要提审我哥哥，因此我去旁听。看到我哥哥和其他一些人带着草笼帽出庭。因我年纪小，不让我进去。我在篱笆外（还是围墙记不太清）观看。”
另一件事是：“１９３１年，我和父母回乡后，我哥哥在香港被捕过一次。曾来信家中，叫我们不要难过。说就把他当成已被枪毙了等。听我母亲说要托人请律师替他辩护，营救他出狱。关于这次被捕，听我哥哥的同志们说，从香港释放后，我哥哥乘船去上海。但是香港政府和上海已率先联系好，要逮捕他。船至上海后，他一人先下船上岸，警察上来盘问，他说船上有妇女要生孩子，他先下来去请医生。就这样，我大哥终于逃脱了警察的魔爪。”
１９３１年９月至１９３２年３月母亲在漳州闽南医院做护士期间，其兄恰好出任中共中央两广巡视员。母亲曾向我提及，其兄从一衣箱底层拿出《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让母亲阅读。
南洋岁月
新加坡是我从小听过的外国地名中最令我向往的国度之一，仅次于前苏联。原因在于，这是母亲曾经长期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３０年代初，母亲曾数次失业在家，可见当时就业之艰难。其实，福广两地一直有“下南洋”之风。母亲之去新加坡谋生，实出于家庭经济困难。外祖父已病重，外祖母也日渐衰弱，且双目失明。在厦门时，一家人住在我姨妈吴淑端家。其兄参加革命在外，又于１９３３年３月被捕。家庭经济的重担自然落在母亲身上。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有一位妇女原定去新加坡当护士，对方医院连旅费都寄来了，但她却因故去不成。于是，经人介绍，母亲顶替她去了新加坡。这是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叫同仁医院。母亲的工作主要是当翻译，同时护理住院病人。工资初为叨币３８元，后增至４５元。当时的汇率为１：４。母亲除留下少量自用外，其余全部都寄回家。这些钱的确对家庭经济有所助益。外祖父母先后过世后，多余的钱均由我姨妈妥善保管。母亲后来在延安生活艰苦时，姨妈悉数将全部存款寄到延安。母亲与我姨妈均为人诚信，姐妹二人关系一直非常亲密。
母亲在新加坡４年。其间，日本对我国步步紧逼，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更撕破假面大举侵略。新加坡不再平静，进步青年开始活动，议论救国之事。
向往延安
同仁医院对面有一间日本人开的牙科医院，里面有个做杂役的华人青年叶明英（回国后叫白水）与母亲认识后常有往来。叶明英工作辛苦，身体有病。有一次，母亲与同事看见他在路上咯血，于是伸出援手（经济上），帮他医治。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明英常和一些进步学生在一起，并将他们介绍与母亲认识。由此，母亲又认识了辜俊英和吴天等人。大家常在一起谈论抗日救国。母亲还经他之手认购了１００元救国债券。后来，叶明英动员母亲写文章，母亲写了“救国无罪”的短文。
后来，辜俊英先去延安，成为第一个从新加坡回国的记者。他写文章宣传延安的情况。叶明英读了他的文章后说也想去延安，母亲与同事（罗有妹）都鼓励他去。叶明英说没有路费，母亲与罗有妹就资助他。叶到延安后寄回一些简报，母亲从中知道了更多的情况。在新加坡的吴天则送母亲一本斯诺写的《西行漫记》。
叶明英来信鼓励母亲和罗有妹去延安，二人都想去，罗还每天早上到汽车房练习普通话。后来，通过吴天的组织，又有二人加入，准备一起走。一个叫张仲超，一个叫王业运。但罗因故未走，而母亲则正式辞职，与另外两人一起乘船赴香港。在港期间，廖承志曾派秘书交给母亲一封信，嘱咐带到延安。
当时恰逢新加坡司机回国服务团（南洋柔佛士乃区华侨司机归国服务团）要去延安，他们有两辆汽车要赠送，于是，三人就随众司机一道乘这两辆汽车出发奔赴延安。
宝塔山下
到西安时，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后由刘澜波同志带队进入延安。在西安办事处开了小型欢迎会，到延安则开了大型欢迎会。就这样，母亲成为到延安参加抗日的第一位台湾女性。时值１９３８年１１月。
母亲等人到延安后住在交际处，交际处工作人员杨勉同志接待他们。母亲告诉他，有一封信要交组织部。打开后一看，是廖承志写给陈云的。信上写着：“我们秘书长的妹妹来了……”至此，母亲方知，其兄可能与陈云、廖承志是战友。
后来，杨勉带回一封陈云给她的信，信中委托杨勉带母亲到学校等处看看。有趣的是，陈云信中称母亲为“冯同志”，母亲当时以为，可能革命工作需要改名，于是，自己将名字改为冯志坚。
就生活而言，延安与新加坡恐有天壤之别。但为了抗日，母亲意志坚强地挺了过来。１９３９年，其兄翁泽生在台北被日本人折磨致死，消息传到延安，母亲极其悲痛，还是靠坚强的意志，她又挺了过来。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我父亲张树华在行军的路上患急病去世，母亲受到空前的打击。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她可能熬不过这一关。磨难使母亲愈变愈坚强。自我记事以来，我从未见过母亲哭泣。母亲其实一直过着单身生活，为了工作，也为了我的成长，她没有特意要我留在身边。她工作专注，心无旁骛。在她留下的日记里，从来没有孤独与寂寞这些字眼。在生命后期身患癌症的７年中，她也是用坚强的意志与病魔抗争，从未喊痛叫苦。
革命斗争的磨炼不仅体现在面对生活中的困苦与不幸，还体现在政治上的考验。在延安整风和文革期间，母亲均受到“误伤”。她凭着对信仰的执著和坚强的意志，都挺了过来。母亲以其行动为自己的名字做了最好的注释：名副其实。
在延安期间，母亲曾在中央印刷厂作日文校对，参与对日宣传工作；还曾在“日本工农子弟学校”参与改造日本战俘的工作。
最愉快的日子
解放后，在１９５３年３月至１９５６年８月期间，母亲曾参与审讯日本战犯的工作。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母亲最愉快的日子。这期间，我还在北京上小学，住在学校。而母亲则经常在抚顺或太原，这是关押日本战犯的两个地点。每次她回来，总是充满喜悦。现在回想起来，是工作的成就感使然。那时的留影也反映了她的心情，她似乎更年轻更有活力了。罪孽深重的战争罪犯当庭受到受害人的严词控诉，而母亲的翻译则声情并茂。她知道，她不仅是为受害人个人，而是为包括台湾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在控诉、在审判，包括为他的胞兄翁泽生烈士。也许，她想起了她曾写过的话：“我见英魂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微笑……”也许，她想到可以告慰她的丈夫张树华烈士：你可以安息了，你为之奋斗的抗日事业终于以中国人站在审判台上而胜利结束。
母亲和我
母亲生于１９１３年７月８日，原名翁阿东。在母亲留下来的一张古旧发黄的信签纸上，用毛笔工整地竖写着他们一家人的生辰，其中有：“翁氏阿东癸丑年六月初五日申时生”。如果母亲仍健在，今年恰好９０岁。对母亲的生日，要不是看了这张纸，我还真不清楚。只有母亲年龄的模糊记忆，而且绝不是精确的。
然而，母亲对我的生日的重视，在我却是刻骨铭心的。关于我的生日，常听母亲对人说，原来希望在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节生下我，结果一拖再拖，还难产。最后，由在延安工作的苏联大夫阿洛夫亲自主刀，经剖腹产生下了我，而时间已是１１月１８日。母亲常对人说，之所以给我起名叫科生，是因为如果没有科学，我就一定胎死腹中，甚至她都性命难保。这在１９４２年的中国，并不稀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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