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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後研究 褚静涛
陈水扁打人权牌
公民投票(下简称公投)(Plebiscite)一词最早出现於罗马共和国，指由普通的平民投票来议决的意思。西方国家对这种制度行之有年，最早可追溯到1780年美国麻塞诸塞州宪法公投。公投作为实行直接民主的重要机制，其法理源於主权在民的原则，可以弥补间接的代议民主制的不足。它现在成为许多国家落实“国民主权”与“直接民主”的指标。
台湾从1990至1998年至少举办过13次较受瞩目但不为“内政部中央选委会”认可的公投，无法源基础。
中美建交及冷战缓和後，岛内外“台独”势力限於力量尚弱，无法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统治，乃肢解国际法中有关自决权问题的规定，以殖民地人民可以“住民自决”为由，声称“台湾法律地位未定”，提出台湾前途应该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对内要求民主化，对外要求国际化。
1991年10月，民进党通过《“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基本纲领》：“基於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依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国际规约》所揭示的原则，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且能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自由追求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利。”
1999年5月，民进党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台湾应尽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工程，以落实直接民权，?於必要时藉以凝聚国民共识、表达全民意志。
由於实施公投的弹性较大以及在一些国家早有实践，因此，民进党和“台独”势力一直企图通过公投来唤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及支援，应对大陆的军事压力，最终建立“台湾共和国”。
2002年8月3日，陈水扁以视讯方式向在东京召开的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第29届年会发表开幕致词，全程用台语表示：“台湾是我们的国家，不能被欺负、不能被矮化、不能被边缘化、不能被地方化，台湾不是人家的一部分，不是人家的地方政府或一省，也不能成为第二个香港和澳门，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与对岸，一边一国，要分清楚。对岸中国讲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或一国两制，就是对台湾现状的改变，我们不可能接受，因为台湾的未来、现状改变与否不是任何国家、政府、政党或个人可以片面替我们决定，只有2300万伟大台湾人民才有权利对台湾前途、命运、现状做选择或决定。有需要时如何决定?就是公民投票，公投是基本人权，也是2300万人民基本人权，不能限制，大家应认真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与急迫性。”
陈水扁上台两年来，信誓旦旦拚经济，毫无起色，乏善可陈。当前，台湾经济凋敝，失业率超过5％，近百万底层劳工失业。广大台商用脚投票，大陆投资热不断高涨，两岸经济逐渐融为一体，两岸“三通”大势所趋。陈水扁困兽犹斗，大打人权牌，提出加快公投步伐，呼应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充当帝国主义分裂中国领土的马前卒，为西方大国出兵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口实。
新国际干涉主义
人类社会的战争大多与国家主权、领土争端息息相关。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凡是民族主义激荡的地方，总会伴随著国际暴力冲突。冷战结束後，原先在两极体系下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以暴力冲突的面目突现出来，撕裂了整个世界。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民族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生存竞争原则。国际体系内全球范围及区域的不断冲突，促使基本政治单位的趋同，民族国家遂即扩散增生。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仅51个，到上世纪50年代末增加到82个，60年代达126个，90年代从159个增加到188个。新会员国大都是苏东巨变後分裂出来的新国家。
冷战结束後，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在经济、科学、军事等方面?有绝对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已不满足於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承认，试图以美国、北约或其他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充当新的国际秩序的立法者与执法者，构建“新世界秩序”。他们要求如果民主人权制度无法在各国自下而上实现的话，国际社会有责任保证其自上而下地实现。
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和集团利益出发，打著“民主和人权高於主权”的旗号，以维护国际安全和实施人道主义为由，公然践踏现存国际规范和国际准则，对小国弱国实施超国家干预。科索沃危机就是“人道主义干涉”的灾难。谋求国家统一的中国人民面临著更大的挑战。大陆坚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速民主化，但由於人口多，底子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难免出现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西方跨国公司蜂拥进入中国，抢?经济市场。美国对中国推行“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军队非党化，领土分治化，生活西方化”，指责中国人权低劣，民主化程度不高。事实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国推行民主化，艰巨复杂，必须循序渐进，休克疗法只能导致中国的巴尔干化，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即使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众直选制度。
民进党鼓吹“人权立国”
“台独”政客利用大陆民主化程度不高及在人权问题上的缺陷，大打民主牌、人权牌。国际上民族分裂主义的泛滥大大刺激了他们分裂中国领土的野心。台岛地窄人稠，缺乏战略纵深，经济依赖出口，根本经不起现代化战争的消耗。1996年的“台海危机”使“台独”分子感受到大陆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从此再也不谈“中共不会对台动武”。他们祈求和平方式的“台独”，尽量不予大陆对台动武的藉口。既然“一夜台独”无法实现，他们暂不宣布“台湾共和国”建立，而是落实“台湾共和国”的政体、经济制度、文化心理。李登辉当政12年，移花接木，偷梁换柱，将一个中国原则，一步步地变化为“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一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一个分治的中国”、“中华民国在台湾”，到抛出“两国论”，逐渐变“中华民国”为“台湾共和国”，本小利大，连连得手。
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愿望与政策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援，陈水扁自知理亏，却不甘就此息手。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他窃喜找到了实现“台独”的著力点。
民进党长期以“人权卫士”自居，煽动下层民众反对国民党大陆籍官僚的独裁统治，挑起族群冲突，攫取台湾的政治资源，图谋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在“总统”就职演说叫喊“人权立国”：“我们也愿意承诺对於国际人权的维护做出更积极的贡献，中华民国不能也不会自外於世界人权的潮流，我们将遵守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将中华民国重新纳入国际人权体系。新政府将敦请立法院通过批准《国际人权法典》，使其国内法化，成为正式的《台湾人权法典》。我们希望实现联合国长期所推动的主张，在台湾设立独立运作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并且邀请国际法律人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这两个卓越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协助我们落实各项人权保护措施，让中华民国成为21世纪人权的新指标。我们坚信，不管在任何一个时代、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自由、民主、人权的意义和价值都不能被漠视或改变。”
1990年7月，岛内外“台独”势力联合成立了“台湾公民投票基金会”。11月，蔡同荣发起成立“公民投票促进会”，以“由台湾住民决定公共政策、宪政改革与台湾前途”为宗旨，鼓吹“台湾前途由公民投票决定”，“以公民投票加入联合国”等。该组织宣传通过公投实现“台独”的主张，多次发动“举行公民投票进入联合国”游行。为了解决公投的法源问题，寻求自决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证，蔡同荣还与其他“台独”组织一起，研拟“公民投票法草案”，并试图在“立法院”中通过。
2000年民进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鉴於执政地位尚不稳固，陈水扁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四不一没有”，包括“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认为公投时机尚未成熟，不宜盲动躁进，徒增困扰。2000年11月，台“跨党派小组”就公投达成默契：“任何海峡两岸现状的改变，都必须经由民主程序，由台湾人民决定，而公投也是民主程序的一种。”
陈水扁一再声称，“民主和人权是普世价值”，要提醒国际社会，台湾“已成为一个讲人道、重人权、开放的民主国家”；台湾“民主发展”与“维护人权”已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民主”与“自由”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之一”，要推展“人权外交”与“民主外交”，使台湾与国际“人权”及“民主”体系接轨，强化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性。陈水扁一味迎合西方社会“民主”、人权”的价值取向，妄图将两岸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转化为不同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之争，蒙蔽国际舆论。
2002年1月31日，前“行政院长”张俊雄於其在任的最後一天，发表“人权政策白皮书”，声称台湾“提升人权，参与国际社会”，可以“制衡”中国大陆；台湾民众对自己的前途“有最终的决定权”；关於“台湾前途”进行公投时，人民“自主权”是站在“落实人权”的角度出发，但人权的落实不是“一蹴可几”。
由於受岛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陈水扁政府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台湾的安定、安全考虑尚不敢或不愿公开推动公投，以免过早地同大陆摊牌，只是策略性地、在不影响政权稳定的前提下默认和放纵公投活动。当前，泛绿阵营已可以控制“立法院”的113票，即使泛蓝阵营全力封杀，也无济於事。如果“公投法草案”得以通过，为了争取选票，陈水扁政府将加以落实，并且增加其与大陆对抗的民意筹码。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及其他党派的人士将不得不跟进，以免流失选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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