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 步
１９４３年我出生在一个旅居日本神户的台湾省籍的大家庭中，我排行老九。后来又有了３个弟弟，所以我共有１２个兄弟姐妹。６岁时父母考虑让我多干点家务活就安排我上了离家很近的日本小学。在四年级的某一天，在学校排练二重唱时，和我一起唱歌的一个日本男同学突然脱口说出侮辱我的话“我不愿意和支那人唱歌！”我哭着跑回家乞求父母让我也像４个哥哥那样，去上往返需要两个半小时的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插班。
我心甘情愿留级两年从“ㄅㄆㄇㄈ”学起，立志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当时担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是王日英老师，她是从国内聘请来的，是能讲一口流利北京话的优秀教师。她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我学习也很刻苦，第二年我就从二年级跳班升到了四年级。在华侨学校的学习使我增强了作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
我在同文学校上小学和初中时打下了汉语、日语和英语的良好基础，王柏群、陶忠义老师曾是我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在日华侨问题权威人士游仲勋老师也给我们上过社会课。之后，我考上日本重点高中就读。其间，由来自东京的铃木笃弥老师担任班主任兼日文教师。他教我们现代日语和古代日语，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我在高一和高二时利用课余时间去担任小学生的家教，打工挣学费，利用晚上的时间上了美国人在神户较早创办的英语学校Ｐａｌｍ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高二时曾参加了每日新闻社举办的“西日本高中生英语讲演赛”，并荣获了冠军。
１９６３年我从兵库县（省）立御影高等学校毕业后，在姐夫开的爱国商社利民贸易公司工作近两年，其间主要担任由肖方洲、肖向前等率领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团的翻译工作。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１岁时，带着争当一名优秀翻译的抱负，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继续上大学攻读英语，但是由于国内缺乏年轻的日语基础好的口译人才，中侨委不同意我报考大学，而说服我到国务院外办日本组工作并在工作中学习，我最终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廖承志主任为了重点培养我，安排我在外交部直属机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担任实习翻译。我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出差在外，跟着叶启、黄世明、周斌、闵曾瑜等老翻译，陪同日本外宾锻炼口语，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通过这些实践，我对国内情况、党的历史和各地方言等有了一定的认识；通过参观访问、座谈会等，也增长了知识、才干和经验。
１９６７年５月，在“文革”中，由中岛千代率领的日中友协（正统）妇女代表团访华，我被借调至全国妇联。该团由韩秋芳、唐家璇陪同，我任实习翻译。周总理接见该团时我担任翻译，而韩、唐两位前辈则做我的坚强后盾。当总理谈到“以芭蕾舞的形式演出《白毛女》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创新，而中国是模仿日本的”时，我卡住了。因为汉语中我只学过“模范”，还没有学到“模仿”一词，于是我就大胆地问总理：“总理，什么叫‘模仿’？”总理以诧异的神色看着我。这时韩大姐连忙报告说：“总理，她是归侨，刚回国不久。”总理会意地点点头面带微笑给我做了解释。我听明白后很快就翻译了过去。日语中的“模仿”我早就学过，可见刚起步时我的汉语水平很差，特别是到中国农村参观访问时，遇到农业专业术语时出的洋相就更多了。
１９６５年团中央举办“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由日本归侨王达祥为首的近６０名口译人才组成了翻译班子，而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需要老同志手把手地教。时隔１９年，团中央于１９８４年９月举办“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接待３０００名日本青年时，组织了由２００名口译人才组成的翻译班子，而此时我担任了接待总部的主要翻译，这与我２０多年来的努力奋斗以及老同志对我的耐心细致的“传帮带”是分不开的。１９８５年中曾根首相邀请胡锦涛同志率领１００名中国青年访问日本时，我担任了翻译组负责人，并对团内２０名译员进行了突击培训。访日期间该团进行了分团活动，我除了任胡锦涛团长翻译之外，还担任了分团长的翻译。回国后，我负责对该团的翻译工作做了总结报告。
“文革”中离京赴镇江
１９６６年３月我的未婚夫袁政雄从日本立命馆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时，原定立即回国并已内定分配到团中央工作。由于需要承担孙平化同志等来自祖国代表团的翻译工作，他推迟了回国日期。袁政雄曾任旅日华侨青年联谊会副主席，光华寮学生自治委员会委员长。
当他于１９６７年１月“文革”中毅然只身回国时，中侨委已瘫痪，无法分配工作，于是他寄宿在我父母家里，等待形势好转。谈恋爱５年后，于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我们结了婚并定居在北京。直到１９６８年春天“有关部门”下达了惟一的政策即“归侨回老家分配工作”（即被分配到原籍——其父亲出生地），政雄被分配到江苏镇江大东造纸厂当电工，为的是保证有一份工作。新婚夫妻被人为地分开后，我立即打报告要求离开北京去镇江。不料，“有关部门”规定外事干部一律不允许离开外事口。按政策，我应该去国务院系统的甘肃省“五七干校”，或者外交部系统的江西省“五七干校”。我翻开地图得知这两处离镇江遥远，心里甚感不安。于是，我下决心不去“干校”，无论如何也要去镇江与丈夫生活在一起。到了１９６９年 １１月，北京开始疏散人口，这时我找到进驻外交学会的“军代表”磨了很长时间，最终同意让我“人先走，户口、工资关系留在北京”。
生来固执又因回国不久不熟悉国内情况的我，要求人和户口、工资关系“统统”转走。从那以后我成了镇江人，与北京“无缘”了。我们全家４口人（后来有了两个儿子）有幸调回北京，是在粉碎“四人帮”纠正极“左”政策以后的１９７８年８月，即离开北京将近１０年以后的事情了。而几乎所有去“五七干校”的人，不久都陆续调回北京了。难怪在时隔３０年的１９９９年１２月间，老“外交学会”有机会团聚时，同志们终于见到了“一直下落不明”的陈月霞，万分高兴。当时我成了“新闻人物”。
丈夫有工作后，我们要了孩子，１９６９年１１月我抱着刚满８个月的长子袁征，奔赴丈夫工作的镇江市，心里很踏实。在镇江期间，我们与丈夫的祖母袁胡氏（８３岁）住在一起，我被分配在镇江市八中任英语教师、班主任。
由于当时镇江属未开放地区，日语专长无法发挥，所以我一直希望有用武之地。１９７１年１１月经国旅总社陈慧娟女士推荐，急需日语翻译的江苏省外事办公室调我去南京工作。在南京，我先后担任国旅南京分社日本科副科长、亚非拉处副处长等职，接待过来自日本各地各阶层的近２０００名日本朋友。每次接待“友好之翼”、“友好之船”等大规模代表团时，我除了承担重要场合的翻译外，还负责翻译班子的培训工作。
在南京工作期间，我曾借调到农林部、中日友协、团中央等单位，多次随团出访日本，得到了锻炼。１９７３年夏天廖公夫妇陪同日本国会议长河野谦三议来南京时，廖公特意把我们夫妇叫到下榻的饭店，详细询问了我们的生活工作情况，我们一一如实做了汇报。
我调到南京时，是带着２岁多的长子和８３岁的祖母，还有肚子里怀胎８个月的老二赴任的。而丈夫未能一起调往南京，孤单地留在镇江上班。１９７２年９月，日本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年我从南京借调至北京外交部，前后工作了两个半月。由于我被借调，家中无人照顾，丈夫才得以暂时由镇江调往南京待分配，从此结束了夫妻分居两地的生活。
中日邦交正常化花絮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进行得很激烈，王效贤、林丽韫等在第一线承担翻译任务。我当时参加部分笔译工作和由小坂善太郎率领的自民党先遣队的接待工作。郭沫若副委员长接见该团，涉及一些实质性问题时，我担任翻译。利用谈判间隙，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特意邀请田中、大平一行参观刚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珍贵展品。正如新闻记录片所展现，当时在场的我们每个人都面对考古珍品赞叹不已。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在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晚宴上，我正在人大会堂宴会厅第三桌担任翻译。这时，周恩来总理兴高采烈地突然向我走来，他老人家对我举杯说：“郑敏之，我们来干杯！”我一时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在旁的林丽韫连忙解释说：“总理，她不是郑敏之，是从日本回国的日语翻译陈月霞。”总理可能觉得确实很像，就把乒乓球世界冠军郑敏之也叫来，让我们俩站在了一起。在场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也都惊奇地看着我们，异口同声地说：“真像，真像”。我和郑敏之也彼此自我介绍，得知她是广东人在上海长大；而我是台湾人在日本长大，连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像，感到很开心，也很幸福。
田中、大平一行在京期间，组织上还安排我担任大平外相的翻译，我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有一次我在开往人民大会堂的红旗轿车上对大平外相闲谈时提到说：“我叫陈月霞，是日本高中毕业后回国的华侨，现在在南京工作。我在南京接待过很多日本朋友。南京是座很漂亮的城市，欢迎大平外相来南京访问。”外相面带笑容地回答说：“谢谢。我很想去南京访问。”不知是否命运就是如此的安排，我虽然没有能在南京接待大平外相，但是在１９８５年胡锦涛同志率领由１００人组成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访日时，日方安排代表团成员分别住宿在日本人家中，而我和著名歌唱家殷秀梅、江西省团委书记桂水金被安排在已故大平府中住宿。
那一天，大平夫人、儿子大平裕及全家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还有为数不少的大平派国会议员和记者也赶来参加每年在大平府举行的３月１２日的例会。他们得知我曾做过大平外相翻译，所以备感亲切。大平夫人还特意单独给我看了他们与卡特总统夫妇合影的照片。会上使我至今难忘的一件事情是，当时的国防大臣加藤一在殷秀梅唱完“大海啊！故乡”得到热烈掌声后，即兴用非常流利的中文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当时的气氛非常热烈、友好。当天晚上我们三个中国姐妹在大平家的木制大型浴缸一起泡了澡，然后躺在为我们铺好被褥的榻榻米上聊够了天，美美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大平夫人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还安排她的吉他老师为我们演奏了曲子。我们在大平家过得无拘无束，很开心。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在天坛公园种植田中首相代表日本国赠送给中国人民的大山樱花树苗时，是我担任了赠送仪式的翻译。至此，我被借调在北京的所有任务也结束了。
就在此时，外交部有关同志找我谈话说“希望你能来北京外交部亚洲司工作，我们需要培养年轻的日语女翻译。”我随即提问：“我丈夫袁政雄也能一起调来北京工作吗？”“这个嘛…，嗯…”我马上回答：“明白了。既然你们只能调我一个人，那么我决定回南京去。谢谢你们的好意。”第二天我就回南京报到了。在我选择回南京后，江苏省委组织部才正式安排袁政雄到省邮电管理局上班。镇江造纸厂的工人们在欢送他时都开玩笑地说：“小袁，你这次能彻底解决夫妻分居两地问题，可要感谢田中首相啊！”
调入中央编译局
１９７８年８月我３５岁时遇上了转机。当年中央需要调进优秀的翻译人才，于是我与丈夫一起调入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从此我在笔译领域内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中央编译局人事处处长亲自到我南京家里商量调动事宜时，极为通情达理地答应袁政雄也调入北京中央编译局，而且表示将来待有机会时安排他到对口单位工作。处长还告诉我，经廖公亲自特批，将我的行政级工资改为技术级工资。在此之前，我回国１４年来一直领的是高中毕业生待遇的行政２５级工资３７．５元。在南京国旅工作期间，我的部下都是本科大学毕业生，工资比我高，我心里总有些不平衡，但这个问题在“文革”中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我虽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对工作始终任劳任怨，积极负责，精益求精，从不马虎。
在中央编译局从事《周恩来选集》翻译工作时，国际电台的陈真女士认识了袁政雄，并将他推荐至中央电视台工作。袁政雄于 １９８０年底正式调入专业对口的中央电视台后，他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了才干。遗憾的是由于过度劳累终于身患癌症，１９９１年８月结束了他那浓缩的一生。
而我在编译局一直工作到退休。在此期间，两个儿子先后考上了北师大实验中学，全家４口人生活美满，这也是我一生中最稳定的时期。我为能“坐下来”搞笔译而感到很满意。
在编译局的工作中我深感汉语水平不足，为了加强汉语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经组织同意，我上北师大中文系旁听了现代汉语课和古代汉语课。每周利用工作之余去听８节课，坚持了两年，获得了优良成绩。
编译局日语组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组织在京的优秀翻译人才从事全国人大、党代会等重要文件以及《毛选》、《邓选》等老一代革命家的著作的翻译工作。
我在中央编译局努力学习工作，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１９９０年被评为译审。在此期间，我还经常借调至团中央、国务院外专局、人民日报社、经济日报社等单位，担任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此外，也经常担任邓颖超、王震、赵紫阳、万里、江泽民等中央首长接见外宾时的翻译。
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期间，于１９８８年４月至１９８９年１０月，我有幸由国家教委公派至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系任客座教授。在东京大学，由我的指导教官菊地昌典教授安排，我在大阶梯教室向４００多名东大学生介绍过有关中国的情况、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情况，得到了好评。当天对同学们提出的诸多问题，我一一做了回答并在热烈掌声中结束了讲课。
１９８９年５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我在日本ＮＨＫ电视台协助神崎多实子担任同声传译，并在ＮＨＫ国际部专家指导下，学习为新闻报道做字幕，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首次访日，难忘廖公
回国后的第９年，我有幸第一次出访日本，当时是由廖公点名从南京借调至北京参加中日友好协会访日团的。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廖公于１９７３年春天率领由５５名各届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访日。廖公指示特意挑选６名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参加该团。他们是陈木森、林丽韫、李国仁、陈瑞华、蔡季舟、陈月霞。该团由北京乘专机经上海访日，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从晚上九点到翌日清晨两点，周恩来、李先念、姬鹏飞等中央领导人特意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谈话，一一仔细交代了有关政策。会见开始时周恩来总理问到有几位台胞，经廖公介绍后，他与在场的台胞一一握手，询问详细情况。待大家都入坐后，总理问“田中首相送的樱花树长得怎么样？”在座的所有对日工作负责人都哑口无言。“懒呐！”总理立即派人到天坛公园去查看，不久工作人员带回了樱花花瓣，交给了总理。廖公小心翼翼地从周总理手里接过樱花瓣夹在了小笔记本当中。
次日，到达日本首相官邸后，由廖公直接将花瓣交给了田中首相，气氛格外融洽。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四人帮猖狂一时，国内问题堆积如山。总理向团员荣毅仁问：“关于资本家定息问题你怎么回答？”向张瑞芳问：“《李双双》是部好电影吗？”李先念副总理插话说：“我就喜欢看《李双双》”。总理还叮嘱陈祖德到日本后，要主动与吴清源先生接触等等。总理还告诉薛清华，到日本后人家要你跳芭蕾舞，只要做几个动作给他们看看就行，因为你身体不好。会见至深夜１２点时，细心的总理让薛清华提前回去休息。最后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向代表团交代：“访问结束时，可召开记者招待会进行电视实况转播，但都要事先拟好稿子，不要即席讲话；第一个友好城市暂定由南京与京都缔结”等等。
代表团抵日后分组活动，跑遍了从北海道至冲绳的日本所有的４６个都道府县，在全日本列岛掀起了强劲的中国热。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气氛极为热烈。我的华侨同学、日本同学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我，格外高兴。
开始时，是林丽韫女士担任廖团长的翻译，我只负责分团长翻译。后来经常让我担任廖团长的翻译。一次，在京都府官民联合举办的欢迎集会上，在场的日本朋友强烈要求与西安市结成友好城市关系的呼声极高。在台上正在讲演的廖公见机灵活机动，面带微笑，向正在做翻译的我挤了挤眼睛，暗示我他要脱稿讲话了。廖公当场答应日本朋友的愿望，宣布于次年由西安和京都缔结友好城市关系。我赶紧跟上廖公的思路，如实翻译了。这可急坏了代表团总秘书长孙平化同志。他伤透了脑筋，连忙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希望日本朋友不要将这一消息报道出去。可是为时已晚，记者们将消息早已发出去了。廖团长为首的团领导只得事后报告周总理，庆幸的是总理肯定了廖公临机应变的做法。
发挥余热
作为一名台湾同胞，我很高兴看到近年来两岸人民交流、交往日益密切，我热切盼望两岸早日“三通”，实现和平统一。
退休后，我仍然从事我喜爱的工作——１９９６年应日本电通公司委托，承担了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广告教育讲座翻译；１９９９年与黄幸、陈兆华等合译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毛泽东传》上卷；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与曾葆盛共同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审译《中国历史》中小学课本约３００万字，（日本明石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９年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迎来百年校庆，我受文启东校长的委托，为北京、天津、武汉地区的归国教师、校友办理了签证手续，并率团参加了校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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