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与进步，台湾问题、两岸关系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台湾社会由来已久的族群与省籍矛盾、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之纠结以及与此相关的统独问题也更为世人所广泛关注。

　　从历史的角度看台湾社会的族群意识与台湾意识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台湾意识并非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是存在于整个台湾思想史中。它在不同阶段所具有的时代内涵，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台湾的发展历程和意识演变轨迹。1945年台湾“光复”后至1988年初李登辉上台这段时期，正是台湾意识持续沉积和逐步外化的显著表现时期。

　　1945年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恢复行使主权之前，也就是台湾“光复”之前，台湾意识经历了由明清统治时期分散的地方意识，到1895年沦为殖民地后激起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演变过程，并由此形成了日本统治后台湾民众中所产生的强烈的自由主义思潮，即现代意义上的台湾意识。而中国国民党的退居台湾，则使这种意识变得更加浓重与强烈。这里不妨简略地追溯其存在和演变的历史轨迹：

　　首先是对日本统治的反抗意识。从台湾民众的思想意识发展历程看，由于封建中央政府的统治受到地域上的限制而形成的自由放任态度，明清时期就使台湾滋生了若干背离中央集权体制的自主观念。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更使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又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令原本可以有所作为的“废约运动”举步维艰。这让饱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半个世纪蹂躏的台湾民众感到悲愤和绝望，并由此产生了众多学者屡屡提及的所谓“悲情意识”。所以，长期以来在台湾民众心头萦绕的对中央政府腐败无能的失望，使他们急切盼望回到过去明清时期那种闲适的、无为的、单凭地域观念和乡土意识生存的发展状态。

　　其次是对国民党统治的有限期待。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重回中国版图使台湾民众有了盼头，但是，日本统治所形成的台湾与大陆之间50年来的隔膜，使台湾社会对国民党政府的期待更多地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的意识之上，渴望台湾能重新成为一个受中央政府庇护的“自由之地”。所以，当时的台湾民众一方面希望摆脱异族人的统治，“快睹青天白日旗”；另一方面在台湾和大陆的交往过程中，却又将从大陆来的外省人称作“中国人”，这其实便是台湾与大陆隔阂的潜意识反映。它与前文所提到的日本因素有关，同时也隐含着台湾民众对即将面临的国民政府的统治缺乏信任，存有戒心。

　　再次是对国民政府的极度失望。国民政府的“光复”政策不但没有消除台湾人与大陆人之间的省籍心理隔阂与障碍，而且使原本就存在问题的台湾和大陆关系变得更为脆弱。因为，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并不理解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时代所受到的痛苦和想摆脱异族统治的迫切愿望，而是怀着一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来到台湾，致使在以后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治理过程中，政治权力分配严重不公。中央政府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台湾民众面前，而且还带来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陋习，其直接结果是把“光复”过程变成了大陆官僚争敌产、抢肥缺和对台湾民众省籍歧视不断加深的过程。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完全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台湾民众对大陆国民党政权的反感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1947年的“2．28”事件便是台湾民众发泄不满的总爆发。而国民政府随后以“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罪名对事件进行的无情镇压，又在台湾民众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最后是对中国大陆的人为疏离。在经历了期望和失望的过程，形成了强烈的心理回归差异感之后，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使台湾社会和民众以更快的速度失去了向往已久的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国民党政府以白色恐怖的方式人为地割断了台湾与大陆的往来，在台湾人民的思想中灌输红色中国邪恶形象的歪曲意识，潜移默化地造成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使原本就已形成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台湾意识进一步强化。国民党当局为阻止统一，维持偏安一隅的局面，利用殖民主义造成的隔绝与无知，采取延续“动员戡乱”和“戒严法”等一系列高压政策和愚民措施转嫁矛盾。虽然两蒋时期事实上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台湾社会和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但却直接强化了疏离中国大陆的台湾意识。

　　因此，综观整个台湾政治文化的发展脉络，不难看出台湾意识产生于民族抗争的历史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对立目标。明确的目标性和强烈的抗争性是台湾意识的两大特质。它反对任何试图凌驾其上的严格的统治阶级意识和异族意识，因为台湾意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种强烈的地方意识，自由主义是其思想核心。只是在19世纪末，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时，同一种族的观念才逐渐凝聚升腾，以对抗异族的统治。而在同一种族的中央政府进行统治时，它就表现为希望相对独立的倾向，这其实与台湾历史上形成的源于中华文化的移民社会特征不无关系。

　　可见，在台湾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中央政府的封建统治方式和腐败是主要的促成因素。因为他们长期忽视台湾的存在价值和应该具有的地位，造成台湾与中央政府的历史断层。而国民政府的统治则起了强化这种意识和把该意识引入歧途的破坏作用。它的不闻不问和无所作为使台湾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它的所谓“光复”政策又延续了对台湾人民的压迫，让台湾民众直觉地感到这种待遇和日本统治时代没有什么两样，并误解大陆是“新的统治者”。国民党政权的退居台湾和愚民统治则混淆了台湾同胞的视听，把罪名转嫁到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事实上培育了对立于中国政府的“台独”势力。由此可见，正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使原本在大中国意识之下的、具有地方色彩的台湾意识逐步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使其具有了分离主义和反中国的内容。

　　从台湾权力结构演变的角度看族群意识和台湾意识的政治、社会基础

　　大量研究资料表明，李登辉在台湾主政以后，是中国当代“台独”分裂势力滋生蔓延极为迅速的时期。主张“台独”的势力从隐蔽走向公开，从非法走向合法，从海外返回岛内，进而一举夺取政权，完成了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重要飞跃，这是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一部分人长期奉行分裂中国路线的历史必然。

　　（一）关于本土化与台湾认同

　　“台湾必须是台湾人的”，这是李登辉1994年与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刻意强调的一句话，这句话的背后凸显的是强烈的台湾意识。在这种意识下衍生的“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观念（1），以及李登辉基于这种观念，在其主政12年间有计划、有目标地多方推动台湾政治的本土化演变，从事实上、本质上都大为强化了台湾意识，其“最明显的变貌莫过于不再视抽象或文化的中国认同为当然的唯一认同对象，而以具体或政治的台湾本土为集体认同对象”（2）。由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大融合，为中国的最终完全统一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1、从“乡土教育”到“文化台湾”

　　1988年，李登辉当选“总统”后，立即开始有计划地在各种不同场合用台语发表讲话，在多次竞选巡回和地方站台时更是“全程讲台语”，借用他本人的话是“非这么做不可了”。然而，语言只是民族文化最浅层的部分。出于更长远目标的考虑，继李登辉主政时对中国历史、中国地理课程的简化、浅化“变革”后，现任“教育部长”黄荣村也于2002年6月10日公开宣布，将于一个月内成立“本土教育委员会”，对中、小学教科书的内容和定位进一步进行系统、整体性的“审视”，除了强调学生要认识台湾的社会、历史、地理外，还要增加本土文化和语言，以凸显“台湾精神”、“台湾魂”。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推动文化“台独”，哪怕是对有“知遇之恩”的蒋经国，李登辉也并不讳言，一番“在认同台湾的问题方面，我却和他（指蒋经国）有着不同的看法……经国先生曾经说‘我也是台湾人’。但是，他对以台湾为主体的政治问题，或许并没有深入思考过”的直白（3），把李登辉试图割断两岸绵延数千年之民族文化纽带的决心显露无疑。联系到陈水扁在2000年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关于建设“文化台湾”，以及“让立足台湾的本土文化与华人文化、世界文化自然接轨”的说法（4），联系到台湾当局采用与乡土语言音标“兼容”的本土拼音来取代大陆和联合国正式公布的汉语拼音的做法，可以清楚地看出，台湾当局试图以培植狭隘的、排他的本土文化为手段，强化“台湾优先”与“台湾优势”的“自我意识”，达到其“除中国化”的目的。

　　陈水扁上台后曾多次约见岛内一些知名文化人士，侈谈“文化立国的重要性”。2000年10月6日，陈水扁在“亚太传统艺术论坛”开幕式致词时更是把“建立台湾文化主体性”视为台湾是否能“跻身已开发国家之林的重要指针”。客观地评价，当年李登辉的“乡土教育”之本质是愚民教育、“独”化教育，倒是颇具成效的，而且已经为其后任陈水扁所继承发展。2002年3月25日，陈水扁在台北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闭幕式上明确表示，“台湾政府的文化政策”就是努力“确立台湾文化的主体性”，建立“从台湾出发的新认同”。他同时公开宣称：“唯有推动文化振兴，累积对各族群生命经验与文化内涵的了解，改变对立、分化的族群意识”，才能“进而形塑台湾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共同体”（5）。陈水扁的这段话虽然略嫌晦涩，但传递出的“文化台独”信息依然颇为清晰。

　　2、从“外来政权”到本土化改造

　　1994年4月，日本《朝日周刊》发表了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全文。时为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在其中指称国民党政府为“外来政权”，国民党是“统治台湾人的一个政党”，公开质疑“中国”的概念，甚至公然表示大陆的两岸统一主张是“奇怪的梦”，要把中国国民党改变为“台湾人的国民党”（6）。对此，岛内外舆论为之哗然。同年7月13日，台湾联合报系基金会在台北发起并主办了“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联合报》为此配发的社论指出：“五千年来，中国的民族文化始终展现出举世无匹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所以政治上虽有分裂、动乱与割据，但就整体而言，却是历史不断，国族不散，文化不亡”（7）。香港《亚洲周刊》亦载文指出，李登辉的“历史知识以及对中华民族的了解，是依循着‘台独’逻辑的”。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台独”逻辑的主导下，当年的李登辉一步接一步地加快了国民党乃至台湾政坛的本土化改造速度。值得注意的是，李登辉实施的本土化政策，在台湾的社会意识中注入并强化了台湾意识。直至今日国民党内由本土化而衍生的诸多问题，依然不时纠缠纷扰着该党的党务运作和“立法院”党团运作。

　　3、从“2．28”道歉到“中国猪滚回去”

　　1995年，李登辉曾以“总统”身份，代表“政府”向“2．28”事件遗属道歉。有人说这是李登辉主政期间有计划、有目的地触及岛内最敏感的省籍问题的一次重要举措，是其达成本土化整体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坦承：“2．28”事件对他本人的“思维与理念产生了很大影响”（8），而现在需要的是如何使这一历史悲剧“成为外省人凝聚台湾人认同的共同体验”（9）。所以，李登辉才会以《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中的摩西自诩，要带领台湾民众渡过“约旦河”，走向“上帝应许之地”。1995年8月，李登辉在参选第九届“总统”的声明中又提出“新台湾人主义”的概念，在继续强调走出悲情、认同台湾的同时，开始为其全面本土化的政策寻找理论基础。这与其“2．28”道歉运作，显然是一脉相承的。有学者曾撰文将台湾一些人的反统心态归纳为四种类型，即“反中共、反中原、反中国、反中华”（10）。该文将前两类归于“有条件的统一派”，而将第三、四类基本归为无条件的“台独”派，“他们拒绝承认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乃至于试图证明‘台湾民族’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异于中国人”。文章更列举事实证明，甚至在“中日涉及二战的争执中”，李登辉仍“站在日本军国主义一边抨击中国”，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纷争”，而是“种族仇恨”。因此，作者认定李登辉当属“反中华”的“台独”分子无疑。笔者不惜篇幅引用该文的部分文字并非是完全赞同其观点和结论，只是想说明李登辉在其“皇民化”心态的主导下，利用在台主政十余年的种种便利条件，刻意强化本土化举措与台湾意识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已经在岛内呈现。陈水扁在公众演说中就多次使用“台湾之子”、“自由民族万岁”、“台湾人民万岁”之类的煽动性言辞去迎合这种悄然成型的台湾意识。从这一意义上认识，台湾大街上曾经发生过的“台独”追随者高喊“中国猪滚回去”的事件就不足为怪了。

　　（二）关于族群意识与政党政治

　　台湾社会的族群矛盾与冲突早已存在于台湾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过程中。近若干年来，由于台湾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力，特别是民进党从其狭隘的政党利益需求出发，历来以省籍矛盾和族群纷争作为其政党斗争的立足点和战术手段，在“台湾第一”的口号下和着李登辉的节拍鼓噪“台湾人的悲哀”，因此，台湾民众的视野中族群意识、中国认同和统独矛盾往往交叉混淆。

　　1、族群政治的存在与淡化

　　以历史性、部落性、臣属性、地域性的文化理念为基础的台湾岛内省籍族群情结，即传统意义上的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四大族群的共处与纷争，是台湾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伴随着族群政治的形成与变化，只要台湾民众对中国认同的认知差异继续存在，只要岛内政经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继续存在，族群意识与族群政治就不可能完全消失。随着台湾政治体制的转型，族群意识与族群矛盾通过人为煽动、恶意引导，借助政党政治的载体已经渗透到了整个台湾社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随着近年来对“新台湾人主义”和“新中间路线”的不断包装与完善，台湾的族群政治又在趋于淡化。陈水扁的“政治统合论”、“台湾站起来”与“中华民国认同”，以及由“戒急用忍”到“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大陆经贸政策调整、提出“善意和解、积极合作、永久和平”的处理两岸关系三原则等，虽然其追求“台湾独立”的本质立场依旧未变，但这些与民进党部分成员种种危险的“台独”言论相比，显然更浅显，更贴近民众，更易为舆论和社会所接受，也与台湾民众中多数人所持的维持现状、消极等待的心态和诉求相吻合，显然大有利于民进党稳固其执政地位。这正是陈水扁上台以后不遗余力地倡导“新中间路线”的根本原因。“新台湾人主义”和“新中间路线”不但有可能使族群政治和族群意识在人的价值判断中趋于淡化，随之而来的也许是台湾意识的增强、中国认同的削弱和对统独矛盾的麻木。换言之，淡化族群政治的最终目的恐怕更多是为了强化台湾认同的族群意识。

　　2、族群意识作用下的中国认同

　　陈水扁上台执政以后多次提到了“中国人、台湾人、华人”的族群观念，也提及了中国历史与台湾历史，以及两岸的文化和血缘关系，甚至数度表示要“赴大陆寻根”。但却又一再刻意回避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常识性的、基本的认同观念，这是岛内族群意识演变发展至今的一种延续与必然。李登辉主导台湾政治舞台12年，在本土化和民主化包装下，伴随着“民主先生”的盲目崇拜，给台湾民众带来的是“出头天”族群意识的无节制发酵，是统独、省籍、族群等诸多矛盾对立的膨胀，是变异的“民族仇恨”，并使台湾民众相信，台湾人有权向一切不可能挑战。早在1996年第九届“总统”大选期间，台湾TVBS民调中心所公布的调查资料中已经显示：在台湾认同方面的族群意识分布为闽南人最高，原住民其次，客家人第三，最低的是外省人，相反地在中国认同方面则依次为外省人，原住民，客家人和闽南人；在政党支持倾向上（如民进党与当时的新党）族群分布的主流各有所属，在岛内更是人皆知之（11）。显然，台湾的族群冲突和族群意识已经从原本存在和作用于内部区隔，属省籍认同范畴，藉由本土化、民主化的引导与支配，逐渐转化为具有外部区隔意义的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的冲突和认知。这种转化虽潜移默化但却日积月累，是一种颇具危险性的发展变化趋势。

　　3、族群矛盾与统独矛盾的纠结

　　在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交替作用下，台湾的族群矛盾以及由此而凸显的族群意识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学术等各领域，并被刻意泛政治化。任何涉及岛内政治集团或民众实质利益的冲突常常被拖入族群矛盾的旋涡，为人所利用。因此，族群矛盾又与以中国认同为交集点的统独矛盾纠结在一起，使两岸关系不但变得错综复杂，也使岛内的政党政治运作平添诸多权谋和功利，徒增大量变量与危机。台湾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政治转型”的主张，民进党领导层中的有识之士亦多次提出修改和删除“台独党纲”的诉求和具体意见。诸如此类均对民进党传统的“台独”主张形成了冲突和挑战。民进党上台执政以后，面对海内外广泛且十分棘手的中国认同与统独矛盾问题，原本“台独”意识强烈的陈水扁采取了故意放低姿态，时而释放“善意”和适时作出强硬姿态交叉运用的应对策略，将台湾意识、台湾认同与中国意识、中国认同两者置于既不统一起来、又不对立起来的隐晦状态之中，以维护执政党现阶段的基本利益，这同样是族群矛盾与统独矛盾纠结的结果。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族群与统独矛盾的长期纠结难解，显然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台湾社会的族群意识与统独心态

　　台湾的族群是成分复杂、心态各异、甚难统合、且变化不定的特殊群体。长期受外来势力侵扰的历史又使台湾的族群有着共同的当家作主人的鲜明心态。同时，对外来势力又有着本能的排斥心理和要求维护既得利益的基本思维定式。台湾社会的开放与政治民主的演变，为台湾的族群政治注入了新的变化“兴奋剂”。而价值观主导下的利益驱动，无疑是演变的原动力。

　　（一）价值和利益是台湾当局引导民众统独取向的主要工具

　　价值和利益是构成当今台湾族群组合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因而，台湾民众对统独立场的选择更偏重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客观事实。正因为如此，陈水扁才会反复宣称，“台湾的利益、台湾的主体性，就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的坚持。”（12）台湾当局以及台湾社会的上层阶级以两岸制度差异、生活水平差异、大陆视台湾为地方政府、大陆封杀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大陆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等等，来引导和培植台湾民众与台湾社会的不安全感，进而营造两岸不具备统一条件的主观氛围和社会基础。也正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关注与体认，台湾社会比较易于接受广义上的“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等一系列政策设定及其相关的释义，从而对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有了相对广泛的认同。至于维持现状多久、如何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以后怎么办以及长期维持现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则未及考量或根本不想作考量。

　　（二）价值和利益是台湾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中国认同的基点

　　台湾的中产阶层如同西方工业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伴随着战后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形成，并在台湾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成长。他们一方面认为统一将会带来什么好处目前还难以估计，另一方面却认为统一会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他们会受到社会生活、发表政见的制约。台湾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在七八十年代不同程度地参与、支持过“党外运动”，或同情过当时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对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社会多元化状况持肯定态度。虽然对台湾的社会乱象也颇多微词，但基本能融于社会，感到比较自由，感到台湾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有维护和发展自己利益、参与政治的权力。所以，一定程度上满足于现状，对中国认同的态度亦难脱利益取向的制衡。

　　随着海峡两岸交往与合作的持续扩大，台商赴大陆投资的热潮持续高涨。一般而言，绝大部分台商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他们又是长期生活在台湾，对台湾近3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政治多元化变革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因此，他们“背负着浓厚的台湾记忆和台湾经验，在台湾拥有一定的社会根基”（13）。在大陆经商、置产的过程中，面对祖国大陆的欢迎、帮助以及给予的优惠待遇，他们更多地着眼于个人的发展、空间和环境。事业发展的需要又使他们颇为认同全面改善两岸关系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正因为如此，在统独立场上台商内心的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往往会交织纠结在一起，相互影响。既怕“台独”可能引起战争殃及既得利益，又对统一后的“一国两制”心存较大疑虑，也对当前两岸关系的僵持局面和台湾的安全与稳定颇多顾虑。十分显然，台湾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对台湾未来不确定感的认知相当普遍。

　　（三）价值和利益是台湾劳工阶层对当局政策的唯一判断标准

　　台湾的劳工阶层由于其政治目标并不明确，因此，对两岸关系的现状、发展、前景及与之相关的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考虑和判断的角度更为现实。多数民众心目中的“一国两制”是台湾当局刻意宣传的“一国两制就是否定台湾”、“一国两制就是将台湾香港化、特区化、地方化”（14），这种“先入为主”的认知比较不易改变。他们也对当局的若干政策有抗争行为，但这些抗争更多地是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或其它社会利益。属于政治诉求范畴的两岸关系与统独立场的取舍则比较多地具有急功近利的倾向。他们对统一以后的工作、生活质量与水平疑虑较多。不少人认为，两岸统一后，劳工还是劳工，仍然是社会的底层。统一只会对上层有利，与其担心统一后会失去什么，还不如现在就这样。所以，一般民众更容易接受和赞同维持现状的立场。正因为台湾的劳工阶层的判断标准往往是单一的，所以，常常会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更多地被朝野政党、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所左右。可见，台湾的族群是特殊的、复杂的，显然不能用定式思维和一般分析来观察、理解和解读。台湾社会、台湾民众在族群政治中和统独问题上的依附、选择目前仍然主要是价值和利益的驱动。

注释：
（1） 《孤岛的痛苦——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台湾《自立晚报》1994年4月30日—5月2日连载。
（2） 萧新煌《新台湾人的心》第143页，月旦出版社1999年12月初版。
（3）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第62页，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5月初版。
（4） 陈水扁《台湾站起来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时代》，台湾《联合报》2000年5月21日。
（5） 台湾中央社2002年3月24日消息。
（6） 参见注释（1）。
（7） 台湾《联合报》1994年7月13日。
（8） 参见注释（3）。
（9） 台湾《中国时报》1998年12月9日。
（10） 丁学良《解读台湾“反中”光谱》，台湾《联合报》2000年7月1日—2日连载。
（11） 台湾《自立早报》1996年2月26日。
（12） 陈水扁在世界台湾人大会年会上的致词，2002年3月17日。
（13） 朱云汉《“新半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6月24日。
（14） 台湾中央社2001年11月1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