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共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实事求是地面对台湾问题，最终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台湾政局的重大变动，国际格局的巨大调整，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将这一政策灵活应用，在台湾当局执意制造分裂的情况下，最终没有让两岸关系走向完全僵化。而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大陆统一力量的筹码越来越重，相信会最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又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经过长期探索，集思广益，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方针政策，并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特别是从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局势、中国大陆的形势、整个国际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新形势，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又在政策的具体内涵和执行层面进行适当调整，以利于团结更广大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共同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政策是武力解放台湾，但是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倾向于和平解决。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60年代中期，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对台工作的新方针——“一纲四目”。两岸之间开始有了良性互动。但是由于国外反华势力的破坏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对台工作的良好发展趋势中断了。此后两岸基本上是维持现状。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随后邓小平访美时，又解释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明确表示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与祖国统一，将尊重台湾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政策。1982年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正式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接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对“一国两制”的内涵又作了进一步阐述。至此，“一国两制”的政策得到全面阐述。中共将这一政策付诸实践，首先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

　　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新形势的政策调整

　　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审时度势，沉着应付，实事求是，在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湾政策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一）李登辉假统真独阶段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当天继任“总统”，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后正式当选主席。1990年5月任第八任“总统”，后又兼任“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李登辉在掌权初期，就在岛内放纵“台独”势力。当时他地位未稳，做事还是比较小心谨慎，对大陆的政策也是基本萧规曹随。1991年2月23日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国统纲领”，明确规定：“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并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后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自己权势的稳固，“昭和赤子”的皇民化野心渐渐暴露。这一时期，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对国民党当局的工作，并开始注意与其它政党的联系。

　　1990年6月11日，江泽民主席说：“我们主张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商谈。这是从两党目前的地位、作用等现实情况出发的，也是为了避开台湾方面感到不方便的问题。”1991年6月7日，国务院又对台湾方面提出了三条建议，其中包括国共两党就两岸正式结束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欢迎国民党负责人访问大陆，中共代表也乐意前往台湾共商国是。

　　针对台湾出现多党政治的现状，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注意到其它一些政治势力的存在。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国共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它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

　　2、在与官方保持联系的同时，通过民间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1991年12月大陆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1992年海协与台湾的海基会经过会谈，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尽管它不是一个书面共识，但双方都同意以口头方式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两会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实质性的事务，1993年在新加坡成功地举行了汪辜会谈，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同时大陆方面积极鼓励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努力推动实现两岸直接“三通”；积极倡导和推进两岸通邮、通商、通航与人员交流及进行学术、文化、体育、科技交流；鼓励台商到大陆投资，尽力做好工作，创造便利条件。如1993年12月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草案》。这些实际步骤，既可以促进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又可以增加彼此了解，增进共识，从而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统一。

　　3、充分向台湾方面表示善意。

　　1990年6月11日，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说，只要双方坐下来，真正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商谈祖国统一，而不是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一切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商量。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第一次使用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字眼，立足于“和”，表示“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对于台湾同胞由于特殊的历史遭遇形成的特有的思想感情，祖国大陆方面也是十分了解和理解的”。大陆方面所传达的善意和诚意在国际社会和台湾引起强烈反响，对消除台湾同胞的提防心理和恐惧心理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李登辉“台独”面目暴露阶段

　　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讲话后，台湾当局领导人不仅不作出积极的响应，反而坚持分裂祖国的立场，对抗一个中国原则，罔顾民族大义，加紧与外国反华势力相互利用，鼓吹“争取生存空间”，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直接破坏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使两岸关系出现严重挫折和倒退。1999年正当两会商谈汪道涵会长访台的时候，李登辉于7月9日公然拋出“两国论”，彻底地暴露了他蓄意分裂祖国的真面目。在这一阶段，大陆对台政策有以下特点：

　　1、坚决打击分裂行为。

　　李登辉推行的“内政”、“外交”与大陆政策，使台湾走向独立的可能性增大，使大陆强烈感受到来自彼岸的挑衅，因此大陆对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军事上，李登辉1995年访美和台湾选举期间，大陆三次举行军事演习。李登辉于1999年7月提出“两国论”后，大陆被迫展开反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外交上，反对台湾所谓“争取国际空间”、“务实外交”和“重返国际社会”的企图。在两岸关系上，被迫中断两岸之间的政治接触。所有这些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严重打击了分裂势力，显示了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信心。

　　2、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

　　在两岸政治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台湾当局为了限制两岸经济交流的发展，在1996年3月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面对这种情况，大陆方面不搞政治挂帅，突破了“政治经济连环套”模式，而提出“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的新思维。这一合理而富有建设性的政策粉碎了台湾当局以经济关系影响两岸政治的企图，两岸的文化交流逐步深入，民间交流越来越广泛，经济交流活跃，人员往来频繁。

　　3、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下去。

　　面对台湾岛内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大陆方面认识到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2001年1月28日钱其琛在纪念“江八点”发表六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台湾独立只能意味着两岸之间的战争，绝不是两岸之间的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从来是毫不妥协的，从来是说话算数的。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都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台湾分裂势力不要引火烧身、玩火自焚。”2000年3月1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明确表示“台湾问题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2000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这充分反映了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意志和崇高愿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

　　（三）陈水扁上台以来

　　2000年3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推翻了国民党的百年老店，以微弱多数实行“改朝换代”，增加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变量。陈水扁在就职典礼上，就两岸关系宣布“四不一没有”政策，其后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否认“九二共识”，支持纵容“台独”分裂活动，并且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全面推动“去中国化”，搞“渐进式台独”，致使两岸关系渐行渐远，也使一些台湾同胞的心态被严重扭曲、误导。2001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和“立法委员”的选举，民进党又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加上这时美国、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台独”分子好象捞到了救命草，挟洋以自重，在“独”路上更加有恃无恐。这严重损害了两岸共信和统一的基础，使台湾问题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两岸关系从原先的“正统之争”转变为“独统之争”。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一方面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不变，对台湾的新领导人要听其言、观其行，另一方面在政策执行上也进行了明显的弹性调整。

　　1、表明台湾与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

　　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心情和处境非常了解，为了打破台湾同胞的疑虑，大陆一再申明，只要承认实现国家统一的原则，关于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就可以在“最好的维持现状”中逐步得到解决。

　　2000年9月10日钱其琛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只有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才能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并指出，只要台湾当局同意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可以耐心等待。这不同于过去的“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实际上已经赋予台湾在统一之后的合理地位与尊严。此“一中”新“三段论”于2002年正式出现在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2001年10月29日江泽民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来访人员时，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第一次提到“国号”问题。他说，可以简称为“中国”，“不必去作无谓的争执”。这表现了中共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灵活性，也显示了中共是从两岸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只从大陆的角度来思考，对台湾表达了充分的善意和诚意。

　　2、孤立和打击顽固的“台独”分子，更加注重对台湾民众的争取。

　　2001年钱其琛在“江八点”发表六周年座谈会上明确表示，“那些鼓吹过、从事过、追随过‘台独’的人，只要他们放弃分裂立场，我们也愿意与他们共同探讨和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2002年钱其琛在纪念“江八点”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谈到，“长期以来，台湾同胞为摆脱殖民统治、反抗专制压迫、实现当家作主愿望，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充分理解他们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复杂心态，充分尊重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广大台湾同胞要求当家作主，与极少数人搞‘台独’是有本质区别的。”“民进党应该更多地为台湾人民的福祉着想，彻底放弃‘台独党纲’，以真诚的态度发展两岸关系。我们认为，广大民进党成员与极少数顽固的‘台独’分子是有区别的。我们欢迎他们以适当身份前来参观、访问，增进了解。”大陆将“台独”思想与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进行本质区别，将顽固“台独”分子与广大民进党成员区别，说明大陆十分了解台湾的民情民意。事实上，在台湾历次民调中，真正坚持“台独”的不过8－12%，去年甚至跌至3%。大陆既坚持原则，又与时俱进，主动掌握形势，促使两岸关系朝着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

　　钱其琛在纪念“江八点”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还特别谈到，“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两岸青年应加强交流，增进了解。我们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学习深造，开创事业，施展才华。”这是大陆寄希望于台湾同胞的重要方面。

　　3、通过经济拉紧两岸的关系。

　　两岸人民交往一年比一年密切，台湾每年都有百万以上的人次前往大陆探亲、经商、旅游，累计到2001年底，参访大陆的台胞超过2300万人次，是台湾人口的总和。他们对大陆加深了认识，培养了感情，有利于两岸的了解互信，有利于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从两岸贸易来说，台湾近10年来逐年增加对大陆的贸易顺差，去年一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增加到232亿美元，大陆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台湾出口货物及服务的最大市场。累计到2001年10月底，20多年来两岸间接贸易总额达到2170亿美元，其中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累计高达1468.7亿美元，超过台湾所有“外汇存底”。同时，两岸科技、教育、文艺、体育、社科、宗教等各方面的交流也进行得风风火火。

　　2001年4月3日钱其琛在会见刘松藩率领的台湾亲民党“三通”参访团时说，我们主张按照“一个中国、直接双向、互惠互利”的原则实现两岸“三通”。为尽快实现两岸“三通”，我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祖国大陆已经为早日实现两岸“三通”做好了各方面必要的准备，两岸业者也已就两岸通航的业务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进行了多次研讨和协商，可以在此基础上，参照港台通航的办法，实现直接通航。二是，当前，只要把两岸“三通”看作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即可以由民间对民间、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进行协商，尽快通起来。

　　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大陆经济的强势增长、北京申奥成功和两岸相继加入WTO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大陆对台湾经济的“磁吸作用”进一步增强，加深了海峡两岸人民休戚相关的共同利益关系，经贸关系逐渐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力量，更将成为制止“台独”、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

　　三代领导集体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一脉相承

　　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在解决台湾问题上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调整，但在对台湾问题的原则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

　　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在对待台湾问题上，三代领导集体都坚持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一个中国，这也可以说是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持续20多年的炮击金门，事实上就是大陆为反对美国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企图而作的斗争。当时就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建交规则，即所有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要声明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种规则一直延续至今。在邓小平时代，开始同逐步抬头的“台湾重返国际社会”的行为作斗争，不能允许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两岸的对话谈判要有个基础，就是首先必须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在双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照顾各方利益，以灵活的方式求同存异，进行互信、务实的谈判，才能面向未来，开拓两岸关系的新局面。

　　2、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在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上，大陆一直不承诺放弃武力，是基于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也是基于“台独”分裂势力的客观存在。在毛泽东时期，针对美国的干涉行为而进行的对金门的炮击，一直持续到1979年。第二和第三代领导集体致力于和平统一，但是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2001年2月2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发表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指出：“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我们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是大陆方面的一贯立场。如果放弃使用武力，将使两岸统一变得不可能。不承诺放弃武力，才能更加有力地震慑“台独”势力，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不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3、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从台湾问题出现那天起，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对它进行了明确的定位，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如毛泽东在1959年说：“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1979年1月，邓小平在华盛顿向美国记者表示：“我们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1995年10月11日，江泽民在北京先后会见美国《新闻周刊》代表团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总编辑时说：“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这都充分反映了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心。

　　4、坚持经济发展为重心。

　　中共三代特别是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都深深认识到只有自己有力量，才能粉碎敌人的野心，完成祖国的统一。邓小平在1981年10月谈到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和发展经济三大任务时指出：“这三件事的关键是发展经济。”“完成统一祖国大业，使台湾回归祖国，也需要使自己壮大起来，发展起来，这样希望和可能性就更大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也是从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出发，不为逞一时之快，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美国之所以要以台湾问题为筹码，干涉中国内政，也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其感到不安。事实上，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两岸经济实力的消长，正逐渐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发展进程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所有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全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