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海峡两岸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态势，在这两种变化趋势的合力作用下，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较之冷战后期（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又重新突出起来。
围绕台湾问题的“两国三方”角力主要是在如下三对双边关系的框架中体现出来的，即两岸关系、中美关系和美台关系。这三对双边关系都有各自独立的逻辑，但同时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互动性。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

　　从直观的现象看，过去10年的中美关系充满波折，但又很有韧性，总能在波折后回归平稳，给人的感觉是这一对关系极难预测。事实上，在冷战后的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确实是最复杂的一对关系，同时正在成为最重要的一对关系。要想把握这对重要而复杂的关系，就有必要了解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几个基本特点：

　　首先，这是一对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两国政治关系不太好，两个政府之间经常有摩擦，但是与政治关系形成对照的是，冷战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和社会文化交往成倍增长，两国关系的内容比冷战时期丰富得多。1990年中美的贸易额，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是117亿美元，到了2000年是850亿美元，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按照美国人的统计，这个速度还要快一点，2000年的贸易额达到了1150亿美元。另外，中美之间的社会（教育、文化、人员等）交往也非常频繁。按照美方统计，目前大概有5万多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这个数字比苏联70多年里送往美国学习的人数总和还要多好几倍，所以中美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

　　其次，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国与国关系，而是日益成为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美国，大量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公开地、合法地卷入中美关系，使得很多情况下美国政府不能独立地决定对华政策，只是被动地对社会压力作出反应，结果，政府政策成了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于是，在有些情况下，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由美国整个社会对相对单薄的中国政府的局面。由于政府永远是社会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尽管是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上述一个社会对一个政府的关系格局对中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过去20年中国最深刻的变化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转型，从“强国家弱社会型”转向“国家社会相对平衡型”，结果，社会因素在中国外交（特别是在对美外交）中的作用也开始上升。这从短期看是使得中国的外交决策环境更为复杂了，从长期看是使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社会对社会的结构之中。

　　第三，从1844年《望厦条约》后中美开始官方交往以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两国力量是不平衡的，美国比较强，中国比较弱，这一点迄今未变。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冷战后第一次出现了两国力量不断走向平衡的新趋势。这种新现实对两国提出了新挑战。对美国而言，就是要适应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对中国而言，就是要认识到在中美关系中或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关系中，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中国自己的政策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塑造外界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因此中国对自己行为和政策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背景。从这个背景来看，未来中美关系的好坏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中国的政策。

　　第四，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是重要的，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已经具有了全球影响。这也就是一旦中美关系出现问题，周边国家和其它大国都非常关注的原因所在。
第五，中美关系被深深地卷入了两国的国内政治，这就愈加增添了其复杂性。关于内部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们在下面还要作详细分析。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

　　基本框架之一：限制因素

　　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对付苏联威胁这种战略合作的基础上的，所以相对稳定。但是，当时的中美关系又是畸形的，因为这种关系缺乏内在的相互需要。

　　大致在1990年代中期，在克林顿政府推出对华接触政策之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具有一个新的框架。这是一个基于双边利益的、“更正常”的关系结构，其中，既有限制性因素，又有支持性因素。
限制中美关系发展的长期因素或框架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中美之间存在着基本的战略利益分歧，这种分歧包括地缘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和文明性的三类。

　　按照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一个大国的兴起无论如何都会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带来冲击。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是冷战后“一超多强”格局中唯一的超级大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制定者和受益者，而中国则是迅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从综合国力角度看，美国是现实中唯一的“全能型”国家（日本、德国等是力量单一型国家），不仅硬力量（经济、技术、军事等）突出，而且软力量（政治模式、生活方式、文化创造力和影响力等）更是无与伦比，而中国是最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全能型”国家的大国。在美国方面看来，中国的崛起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对美国领导下的现状的改变。
另外，中国是唯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中国的飞速发展对于美国推行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构成最大的障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美国人认为不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国家在政治运作方面不透明，内部制约力差，因而其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更大。从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传统看，他们认为在全球（包括中国）推广西方民主制是其“天职”。这些都使得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处于某种对立状态。

　　还有，作为儒家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可能是最有潜力挑战西方的异质（非西方）文明之一。美国方面的上述判断决定了它永远会对中国保持戒心，即使嘴上高唱“全面接触”，并致力于建设“伙伴关系”，在行动上也会始终留有防范中国的一手。

　　在中国方面看来，美国在冷战后的“一超”地位和美国对“单极”世界的追求，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都有威胁。就中国核心利益之一的国家统一问题而言，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和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是最大的外部障碍。另外，美国公开声称其最终目标是改变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并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促使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政策意图始终保持怀疑和警惕的心理，因此，无论从哪种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国都确实希望出现真正的多极格局，至少是出现不断趋向多极格局的“多极化”势头，以缓解“一超”的压力。

　　第二，中美之间的问题特别多、特别复杂。

　　从中国的立场看，中美之间的问题从性质上分三类：一是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其中台湾问题最重要；二是人权问题；三是国与国之间经常出现的“正常的”问题，诸如贸易争端、在军控问题上的分歧、在环境保护等全球性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等等。中美关系的难点主要是一、二类问题。

　　由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负有历史责任，由于美国迄今仍是对台湾岛内政治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因此，台湾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了两国关系中的最大课题，而且是最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事涉中国主权和核心国家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让步的余地。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实际上都是以台湾问题为核心的。

　　人权问题来源于两国的制度差异、文化差异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会像台湾问题那么激烈，但是其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影响两国对于对方的长期态度，容易造成误解、曲解和敌视，从而可能出现无事找事、小事闹大、大事失控的危险。

　　在其它所谓的“国家间正常问题”方面，中美争论比较突出的是贸易问题和军控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谈判加以控制甚至加以解决的，但是一、二类问题是不可能通过谈判解决的，顶多只能加以有限的控制。

　　第三，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或制约已经长期化或制度化了。这一点目前在美国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中国方面这种影响正在出现。

　　由于中美关系的潜在重要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又由于中美关系被附加了太多的象征意义，因此，卷入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政治家、政府部门，以及政党、利益集团、媒体等因素就特别地多。目前，美国存在一个反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铁三角”。简单地说，这一联盟包括如下部分：首先，国会内部有一个跨党派的松散的反华联盟，其代表人物既有共和党参议员，又有民主党众议员。其次，美国主流新闻界对中国始终抱批评态度，其报道重点不是中国近10年的发展，而是其中的问题，而且往往把这些问题与“六·四”事件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公众得不到关于中国现实情况的全面图景。说美国新闻界有意识地在“妖魔化”中国或许难以证实，但是说他们抱有强烈的偏见则是确定无疑的。最后，美国还出现了以反华为宗旨的利益集团群体，其中主要有人权组织、宗教团体、贸易保护主义组织和需要虚构中国威胁来谋取部门利益的军工集团。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

　　基本框架之二：支持因素

　　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长期因素或框架则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尽管有人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主要潜在对手，但是，绝大多数美国决策者和精英人士认识到中国并不是现实的威胁，即使中国经济能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也要在15年或20年后才有挑战美国的现实能力。这就是说，双方还有协调战略利益的时间和机会。在“9．11”事件后，这种认识应该更明确了。

　　美国在看待霸权时，一般都认为，19世纪的英国霸权和20世纪的美国霸权是合理的，而德国、日本、苏联的挑战是不合理的。其逻辑前提是，英、美是“好国家”，而那几个挑战者是“坏国家”。但是，对于中国的国家性质，美国公众和精英层难以定性。从现象上看，他们不喜欢中国的社会主义选择，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但是，他们都承认，中国与苏联不同，在意识形态上不具有扩张性，社会相当多元化；另外，苏联闭关自守，在贸易与投资方面几乎与世隔绝，而今天的中国按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实体，开放贸易并且积极吸收外来投资，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确实处于“非敌非友”的位置上。尽管像“蓝队”那样的美国反华政治势力想把中国“塑造”成敌人，但是，由于中国的复杂性，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也由于美国社会的复杂性和理性（美国社会的常识理性可能是相对最发达的），他们很难实现其目的。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性质和结构上是在向发达国家趋同的。

　　在不少美国人看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符合美国的价值标准，他们认为这必将带来其所希望的政治改革，从而消解双方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国人在行为上试图与国际接轨，这也有助于实现美国把中国纳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大目标。
从文明的角度看，虽然中美分属不同的文明圈，文化差异显著，但是，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文化共性，比如实用主义的传统，对普遍价值的推崇，由于是天然大国而产生的文化自信，等等。这些文化共性有助于消除跨文化交流的障碍。
上述种种认识，不管其正确与否，客观上给中美之间控制战略利益冲突并发展出一种双赢的合作型关系提供了空间或余地。

　　第二，与中美之间大量的复杂问题对应，中美之间又确实存在非常多的共同利益，还存在一个独特的非官方人际关系网络。在平时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或需求面，在危机时则是防止关系破裂的“防波堤”。

　　中美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都存在大量共同利益，这不用多说。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独特性在于两国之间存在着强大的人际网络。这里一是指美国有数百万中国人后裔和数十万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上和心理上，中国移民比其它国家移民同母国更亲近。二是指中美两国公众对于对方都有较好的印象。尽管在某些条件下这种印象可以逆转，但是长期来看，特别是与其它双边关系比较来看，这一特点还是很稳定的。

　　第三，与美国国内的反华政治联盟对应，在美国国内也存在支持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力量。
这种支持性力量包括如下几个部分：首先，行政部门中负责中国事务的机构和负责经济事务的机构。前者比较看重中国在地区安全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价值，后者比较看重中国的市场潜力，例如1994年美国商务部把中国确定为世界10大新兴市场之首。其次，美国思想库中的大部分中国问题专家。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比较深入，他们的政策倾向是避免对抗，努力赢得中国的合作。最后，现在也有一个支持维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利益集团群落，主要是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实际利益的经济集团。

　　总的说来，支持中美关系的政治力量对美国决策者的影响较大，对公众的影响较小。由于前面提到的中国在美形象被“象征化”，被附加了太多不符合实际的消极内容，因此，面对反华政治联盟，那些支持中美关系的政治力量往往处于守势。

　　有关中美关系的几点结论

　　冷战后中美关系中限制因素和支持因素长期共存的基本框架是比较稳定的。这就是人们常常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的根据所在。因此，在两国关系好的时候不可太乐观，在差的时候也不必太悲观。

　　从两国政府的政策看，过去10年主要的问题还是在美国方面，美国的对华政策比较缺乏连贯性。中国方面的对美政策比较稳定，既现实又富有建设性。所谓现实性，是指中国对美政策的目标并不高，这集中体现在江主席提出的16字方针中，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另外，虽然中国希望多极化，主张多极化，但是从实践层面看，中国的出发点绝对是“一超多强”这个现实。中国的国家目标是实现现代化，除非发生严重的外部挑战（公开“台独”或外部入侵），这一目标是不会改变的，而中国的外交绝对服务于这一总体国家目标。所谓建设性，是指中国方面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对美外交是整个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一点也是轻易不会改变的。

　　不过，美国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在1996年中期正式形成之后，尽管反华势力多次试图攻击这一政策，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还是比较稳定的。“接触”政策是长期辩论的产物，综合了各方面的利益，轻易是不会改变的。事实上，接触政策与美国外交的两个传统特性有关联，这种关联有助于“接触”政策的稳定性。

　　首先，美国外交一直强调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在美国人追求的国家利益中，除“有形的”具体利益要求之外，还有“抽象的”精神性的目标，即要向全世界推广其个人主义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相对于“遏制论”，对华“接触”政策可以说更好地保持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遏制论”者要么从极端现实主义出发，主张阻遏“中国威胁”，从而放弃理想主义所追求的影响中国内部发展的机会；要么从极端理想主义出发，把人权外交绝对置于经济和安全目标之上，从而损害现实的国家利益。从操作性看，“接触论”无疑更胜一筹。

　　其次，美国外交的另一个特性是，美国人固然重视力量对比，但是同时比较重视规则和程序的作用。与历史上的列强相比，美国人在对外交往中习惯于用一套表面上具有普遍价值的规则来使对手自愿地就范。以把中国拉入现存国际秩序为目标的“接触”政策，显然更符合这一特性。

　　克林顿政府在外交上同时追求“人权、经济、安全”三个目标，而布什政府追求的目标比较简单，就是安全至上，这是典型的地缘政治型的政策形态。这种政策背后的心态还是相当冷战式的，往往倾向于把中国看作是另外一个苏联，并将中美关系确立为战略竞争关系。不过，随着布什当局对冷战后的新现实有所了解，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有所了解，美国行政当局开始避免用一个词（如战略竞争者）来定义整个中美关系，转而用确定一个模糊目标（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做法来处理两国关系。某种意义上，布什的对华政策又回到老路上去了。

　　即使布什当局或以后的美国政府仍然坚持把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那么需要注意的是竞争关系不等于敌对关系。如果划一条中线，表示中美关系处于严格的非敌非友状态，那么往坏的方面（也就是往敌的方面）走，它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竞争者，第二阶段是对手，第三阶段才是敌人。如果往好的方面（也就是往友的方面）走，第一步是伙伴关系，第二步是美国跟很多国家都有的那种联盟关系，第三步是英语国家之间的关系：英美特殊关系、美加特殊关系等。
小布什前一段时间把中国定位在敌的方面的第一格上。然而，实际上冷战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浮动于竞争者和伙伴关系之间的关系，好的时候往伙伴关系方向走一点，差的时候则往竞争者的方向走一点。任何有关中美关系的定义和由此而来的政策都不可能太偏离这个现实，小布什政府后来的对华政策调整再次印证了这种现实。

　　长期搞中美关系的人都知道，美国对中国有两个特殊的感情：一个是传教士心理，即觉得美国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义务回报上帝，他们最大的义务就是把中国人引到上帝那里去，这是他们一个特殊心理。另外一个心理是中国市场神话，中国人这么多，中国的需求似乎是无限的，这对美国生产发展的意义是无穷的。19世纪，美国加州一个很有名的参议员曾经说过，中国人袖子长1寸，就够全世界的纺织机器开动1个世纪。这样的神话，决定了双方关系的特点。从中国市场神话来看，双方经贸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然而，传教士心理的存在，使得双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文化冲突也会长期存在。

　　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考察，台湾是有其独特性的，不同于中国其它地区。第一，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整体关系看，台湾处于中国利益与外部世界利益的汇合点上，当中国的力量绝对压倒一切外部势力时，台湾必然完全归属中国，而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力量对比相对软弱时，台湾就会产生离心倾向，甚至独立或被分割出去（如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占领）。目前的情况是，作为外部世界代表的美国正是如日中天，处于力量的鼎盛时期，而中国已经具有了维护自己意志的一定的力量，并且正处于力量上升时期，因此，围绕台湾问题的外交争端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也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台海处于海权和陆权的交叉点，由于中国目前主要还是个陆权国，而美国海权和陆权均强但根本上以海权为主，因此，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利益冲突最明显也就不奇怪了。

　　从形势变化的原因考察，冷战后台湾问题的全面重新突出首先源于岛内政治的变化。民主化与本土化携手并进，本土意识自然提升，加上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使得台湾成为改变现状的主要力量，也使得台湾因素在围绕台湾问题而发生的战略博弈中的作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由于冷战格局消失，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的倚重下降，相反，随着中国力量的迅速崛起，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戒备加强，因此，台湾在美国地区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中的地位上升。同时，美国推广民主模式的热情在冷战后空前高涨，又恰逢台岛民主化，因此，美国国内对台湾的政治同情和支持直线上升。凡此种种原因，导致的结果是美对台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以1994年9月克林顿政府新的对台政策为标志，美台政治关系不断升级（包括高层访问增加、对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支持加强等）；二是对台军售的质量和数量屡创新高。美国的政策调整是冷战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重新突出的直接原因。

　　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反应，以及大陆对台岛政治发展的反应基本上是被动式的。由于专注于实现现代化这个国家的根本目标，中国大陆在经济开放的同时，外交的任务主要是减少外部干扰，为发展创造条件或环境，并无意干预外部事务，可以说，中国外交处在一个内向化的阶段。

　　从变化的结果考察，一个结论是各方的所得首先取决于其内部发展。台湾作用的一定程度的上升主要源于其经济和政治的成就，而目前的经济停滞和泛政治化是台湾在三角博弈中呈现颓势的直接原因，其地缘政治上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中国大陆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使其开始走出被动局面。而美国冷战后的政治、外交、经济、技术和军事等的全面优势，使其在这场“两国三方”博弈中始终处于最佳位置。

　　在中美、美台和两岸这三对双边关系中，一个基本事实是，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对美台关系的制约要大于美台关系对前二者的制约。美台关系在冷战后的发展是最顺利的，但是，其进一步发展严重受制于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中美关系也受到美台关系和两岸关系一定的影响，但是其内容日趋广泛，其状态日趋稳定，从长期看，台湾问题在其中的作用是下降的。在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中，只要中美不发生直接对抗，那么美国在大陆的利益是大于其在台湾的利益的，而且这一点将越来越明显。

　　目前两岸关系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主要指政治关系，由于两岸关系是严格地由政府主导的，因此政治关系决定着整个关系的基本性质），但正因为如此，推进两岸关系恰恰是打破“两国三方”博弈僵局的关键所在。